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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者中的战斗机-丁氏兄弟
@凤翅金盔泛妖光

1958年11月15日傍晚，广东宝安县沙头角中英街上，两个年轻人吃完晚饭，擦了擦嘴，起身朝界桩走去。他们的脚步从容不迫，一点也没有慌乱，像是在执行什么公务。英国警察远远看了一眼，没有拦他们。直到两人开口说“请求保护”，警察才明白过来——这是大陆跑过来的逃港者。没过多久，一辆吉普车就把他们接走了。

这两个人，一个叫丁承华，24岁，原滁县公安局政保股干事；另一个叫丁崇鼎，是丁承华的亲哥哥，原蚌埠三中教师。兄弟俩都是右派——丁崇鼎的帽子更重，不光是极右分子，还是前国民党少校军需官，已经被关在蚂蚁山劳改队服刑了。

为了救出哥哥、也为了自己跑路，丁承华早就开始准备了。

1957年，滁县公安局内部抓小集团，因为哥哥的关系，丁承华名列其中。跟他一起倒霉的还有治安股干事颜锦培、县局政保股副股长陈学平、秘书股副股长朱成华。因为哥哥的关系，丁承华心里清楚自己迟早会被牵连。他提前从局里偷了三张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这东西在当时可是命根子，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了合法身份，有了随意穿越行政层级的通行证。

他还从《安徽公安》杂志上抄下了关于香港澳门边境情况的文章，把路线、口岸、检查要点都牢牢记在心里。小集团被揪出来后，成员被分散到各地劳动改造，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尤其是丁承华和朱成华——朱成华只有一条腿，行动不便，但他俩通信频繁，朱成华在信里一直鼓励他抓紧跑。

1958年10月2日，朱成华又写了一封信，直接坦言丁承华应该立即行动，逃往香港。随后两人反复推敲逃跑计划：怎么伪装、走哪条路、怎样利用手里的介绍信。朱成华说自己腿脚不便走不了，让丁承华尽快走。

丁承华手里攥着三张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自己又是公安出身，背后还有公安系统的人出主意，所以胆子比一般逃港者大得多，心思也细得多。

10月间，丁承华假装得了盲肠炎，请了一个月的病假，经批准后于11月7日提前领到了30元生活费。拿到钱的第二天11月8日，他带着事先填好的县公安局公函，来到当地驻军零二零零部队政治部保卫科，借口说正在侦察一个潜伏特务案子，需要化装成青年军官。部队保卫科信了，借给他一套上尉军服和一个军官证。这下子，他摇身一变成了查案的解放军上尉。三张空白介绍信，用掉了第一张。

11月11日，丁承华拿着第二张介绍信——上面填了他军官证上的名字和零一四四部队的番号——来到蚌埠市公安局，要求提审正在服刑的丁崇鼎。公安局负责人批示同意，给他开了真介绍信。他随即拿着信去了蚂蚁山劳改队，把自己的亲哥哥从劳改队里提了出来。

兄弟俩没有停留，当天就坐车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丁承华拿出第三张空白介绍信，上面填了和哥哥分别的化名李维良、陈顺平，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说要找动力学校的张善余了解一个叫鲁德衡的案子。这种小事情非常常见，市委组织部给他开了介绍信。他去了动力学校，很快又折返回来——说张善余已经调到广东宝安县某小学当教员了。市委组织部没有起疑心，又给他们开了介绍信，让他们去宝安县委。

其实，丁承华利用职务之便，早就查到了张善余已经调到了离香港最近的宝安县沙头角。来上海，就是为了赚取上海组织部的介绍信。他以前在上海出过公差，知道这里每天开出大量介绍信，根本没人核查。至此，丁承华的三张假介绍信全部用完了，手里换成了盖着上海组织部大红章的真介绍信——这回，他们再也不怕任何人核查了。

三天后11月15日上午，两人从上海辗转到达宝安县委组织部，拿着上海的介绍信说要去沙头角找小学教员张善余了解情况。看到大单位的介绍信，县委组织部不敢怠慢，立即给开了介绍信，又介绍他们到县公安局办理了边防证。当天下午，两人就拿到了可以合法进入边境地区的通行文件。

到了沙头角，他们还真去那所小学走了一趟，像模像样地找到张善余聊了一会儿。然后两人不慌不忙地在街边小饭馆吃了顿晚饭，饭后慢悠悠地走到边界线，轻轻巧巧就跨了过去。边防哨兵看了一眼，根本没当回事。

直到他俩跑到英国警察面前，用背熟的英语说“需要保护”时，英国警察才叫来一辆吉普车，把兄弟俩接走了。边防这边的人才目瞪口呆——出大事了。

整个逃亡过程，从11月8日去零二零零部队骗军服，到11月15日在沙头角越界，一共八天。他们一路穿越了公安系统、部队系统、组织系统和边防系统，畅通无阻，绿灯到底。

那是一个认介绍信的时代。他们熟悉这个规则，也利用了这个规则。

一个月后，1958年12月20日，他们逃港的消息作为重大恶性案件刊登在北京的内部文件上。至于这两兄弟后来的下落，再也没有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