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釣君 / 野釣君 is on Nostr

　　拒绝文明（三）
　　不能不说，刘锡鸿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他预见到，随着铁路开通，洋人和洋货必然到处都是，"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这的确是滇越铁路通车后发生的事。不过被利诱的不是"村愚",而是过去誓死反对修路的士绅们。火车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哪怕是"义令智昏"的中国士绅也看得见。尤其是个旧锡矿因为引进了先进的采矿机械而产量剧增，输出就成了瓶颈。其中蕴藏的发财机会，连活佛见了都要跳墙，何况是清流假道学们？但士绅并未变成"带路党",却提出要自己掏钱修路，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书给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呈请修路的，正是过去反对修路的个旧矿主们。
　　不过，比起隔壁掀起"保路运动"、保到寸路毫无、直到"解放"时省内都没有一寸钢轨的四川人民来，云南人还是不错的，还真的靠自己集资修建了全国第一条、也是唯一的民办铁路--个碧石铁路。个碧石铁路公司之所以能在全国高标独调，说到做到，我看还是主事者比较干净，没像川汉铁路公司的经理们那样，贪污贪到铁路一寸未修，公司就已资不抵债。奇怪的是，国人喜欢拿丢丑当光荣，历史书上津津乐道那千古笑柄"保路（=保赃）运动",却无只言片语提到这条真正建成了的民办铁路，或许是怕引来学生问一声：后来呢，铁路保住了么？
　　个碧石铁路呈T字型，由横直两条线组成。横线西起石屏，东向经鸡街，在碧色寨与滇越铁路交会；直线南起个旧，北上经蒙自在鸡街与横线相交。最初设计时，线路并不经过蒙自，但当年誓死反对铁路通过的蒙自人民这次却又不答应了，不惜掏出几十万银元，请铁路兜了个弯通过该县。碧色寨经鸡街至个旧长近73 公里。由鸡街经建水至石屏长104公里。总长177公里，1915年5月开工，1936年10月10日全线通车，历时21年5个月。是中国建筑时间最长的铁路，上面跑着的是全国最小也是最慢的火车，设计时速25公里，上坡时速仅10公里。
　　它之所以是全国最小的火车，是因为个碧石铁路的轨距只有60公分，人称"寸轨"（旧时将十公分称为一公寸）。比哈尔滨儿童公园的小火车与阿里山森林火车都小（两者轨距均为0.762米）。货车全长8米，宽1.6米，载重10吨；客车全长11.3米，宽1.65米，定额42人。乘客只能背靠车厢壁，对面而坐。据CCTV拍摄的《来自一九一零年的列车》介绍，公司总经理陈鹤亭之所以要选这个轨距，是生怕若采用与滇越铁路相同的轨距，就会让法国人霸占。这思路大概是：既然不接轨，法国人觉得抢走也没用，也就不会来恃强霸占了。
　　这一决策注定了个碧石铁路的厄运。寸轨火车不但运量只有米轨的一半，而且因自重太小，摇晃颠簸得非常厉害。据陈鹤亭的孙子说，坐那车如同骑马一般。线路标准也很低，设备十分落后。从个旧到鸡街一段，最大坡度为35%. ,最小曲率半径为65米。从个旧到鸡街大多是下坡，约一个半小时可到，返回则是上坡，牵引80吨货物需要近4个小时。由此出来个民谣："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马车快。" CCTV采访的一位当年的乘客说，火车走得如此之慢，以致乘客跳下去解个小便再上车也还来得及。更夸张的是，他还说，有个小脚老太带着的簸箕给风吹下了列车，她老人家毫不犹豫就跳下去，捡了起来又从容不迫爬上了车，云云。
　　更危险的是，车厢没有空气制动机，只有机车上有。从个旧出来后一路下坡，坡度还特别大。光靠机车上的刹车根本刹不住。此时司机就得鸣笛三声，车长闻声立即爬上车顶，把各个车厢的手闸关紧。如果车长忙不过来，司机就得爬上去帮忙。他们不像车长那样训练有素，视死如归，在车厢顶上跳来跳去，却只敢在上面爬行。由此又出来个民谣："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 当年的司机感喟地说，乘客的性命一半在司机手里，一半在车长手中。车长竟能决定旅客生死，也算是奇闻了。
　　此外，车钩也不是自动挂钩，而是原始的链子钩。车辆在分离时要把销子拿出来，等连接后又把销子穿好（顺便说一句，教科书上说，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此乃"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一类神话。那确实叫"詹氏挂钩",可惜是美国人伊利？汉尔顿？詹内在1873年发明的，其时他的同宗詹天佑才12岁）。
　　最糟糕的是，寸轨铁路与米轨铁路在碧色寨交会时并不能接轨，因此货物不能直接联运，而必须在碧色寨装卸--从小火车上搬到大火车上去，或是反过来。这虽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搬运工的工作机会，却毫无必要地提高了运输成本，也限制了运输流量。 1933年，全年货运量仅8.3万吨，月均只有6917吨。不过，据百度百科说，它的效益却非常好，1933年盈余达170多万元。我看那利润基本是运输锡锭、钨砂等创造的。守着个锡都，想不发财都难。只是据维基百科介绍，修建铁路的成本其实与轨距并无太大关系。如果它是米轨，肯定效益还要高得多。
　　或许就是为此，1969年，国家将从石屏到鸡街这一段铁路改成了米轨。 1990年，鸡个线停运。当年就是为了出售个旧出产的锡，矿主们才去发起建造铁路，如今个旧市却连通往外地的铁路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发起者的受迫害妄想引来的惩罚。
　　1912年，铁道协会会刊曾登载这样一首诗："残贼何心种祸胎，敢挥玉斧弃朱崖；而今万里滇南道，汽笛呜呜伴鬼哀。"百年之后，这变态哀嚎仍然是主旋律。 CCTV拍摄的几部介绍滇越铁路的纪录片中，发言者仍然口口声声骂滇越铁路是"殖民铁路",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等等，却无一人能说出那"残贼"种的到底是什么"祸胎".只有解说员曾在一个地方说道，滇越铁路通车后几年内，法国就从个旧"掠夺"了多少多少万吨锡，除此之外就什么罪行也开不出来了。
　　"掠夺"?敢情法国人是明火执仗地抢而不是买啊？为何这赤裸裸的抢劫犯罪既未引起国际舆论谴责，亦未引发当地民众反抗？既然是掠夺，为何受害人还要巴巴地集资修个碧线，好让个旧的锡能通过滇越铁路运出去？干出这种盗卖国宝的烂事的资本家，为何又不是与法帝沆瀣一气的卖国贼，却又成了开创民族工商业的先贤呢？
　　其实如果将滇越铁路与东北的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南满铁路相对照，立即就能看出两者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文明帝国主义"（英法）与"野蛮帝国主义" （俄国[含苏俄]、日本与德国）的区别。
　　俄国人当年在东北修建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的确是为了侵吞中国的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二日，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铁轨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俄国有权用铁路免费运兵；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需之地，若官地则无偿征用，若民地则按时价付给；公司在铁路沿线享有独占的行政权和警察权。
　　请注意最后一条。沙俄政府利用它，制造出所谓"中东铁路附属地",把沿线两侧几十公里宽的地带都划进去，由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行使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特权，形成比一般的租界规模与面积大到不可胜计的国中之国。其与租界的区别只在于，这片"附属地"是俄国人无偿霸占的，根本不存在"租金"一说。东省铁路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为沙皇亲自任命的俄军中将霍尔瓦特，拥有相当于类似俄国内总督大权。而中东铁路内部设置也如同政府，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实际上成了沙俄在东北的总督府。
　　越到后来，沙俄赤裸裸的侵略扩张就越发肆无忌惮。他们在东北的几个大城市及中东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并与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订立了伐木、采矿、航运等合同。中东铁路附属地成了标准的殖民地，由中东铁路局总揽一切大权，包括铁路经营管理、军、警、司法、行政、护路、土地管理、海关、交通、工矿、金融、宗教、卫生、文化、教育、邮政等等。一言以蔽之，中东铁路局相当于在19世纪以前实际统治印度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东北真正的统治者。
　　日俄战争后，俄国将长春到大连的支线（被日本人称为"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等地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沿袭俄国人的作法，于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该株式会社除铁路运输外，还经营煤矿、钢铁、炼油、水运、汽车运输、电气等，并在铁路附属地内经营土地、房产和掌管行政。日本人在旅大以及"满铁附属地"的驻军，就是后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所谓"关东军".
　　滇越铁路是这样的么？它是一条纯粹的商业铁路而非殖民地。中法在1903年10月29日签订的《云南铁路章程》是纯粹的商业交易而非政治条约。它的主要规定是：
　　1）河口至云南府，准许法国铁路公司修筑铁路。干线完成后，可展筑支线；铁路用地属官地者，由清政府无偿划拨，属民地者，由清政府购拨。
　　2）中国地方官员为修筑铁路进行购料、招派、征地占房等有关事宜，要相助于法国。
　　3）外国人违法犯罪由法国领事处理。
　　4）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
　　5）修建开办铁路所需应用的机械物资一律免税进口。
　　6）中国政府于八十年期满时，以法国铁路公司历年帐目为凭据，若能抵偿铁路投资与股本利息，方可收回路权。
　　7）万一中国与他国失和，遇有战事，该铁路不守局外之例，悉听中国调度。
　　请注意，它非但没有如中东铁路那样，把沿线两侧划为"附属地",而且还明确规定由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法国人拥有的只是铁路的产权，除了领事裁判权外（在中国司法与国际接轨前，也无法要求法国人接受中国的刑讯），丝毫没有附带什么政治经济特权，还特地规定在战时铁路调度完全交给中方，由此保证了中国在抗战期间对它实行了军管。就连"干线修成后可展筑支线",后来也被中方赖掉了，否则作为其支线的个碧石铁路也不会是民办的。
　　诚然，在铁路兴修期间，因为受到爱国民众骚扰，法国一度派出军警守护。但此后经过中法双方会谈，法方就把治安管理权移交给中国。 1910年3月15日，中法会订《滇越铁路巡警章程》，正式成立滇越铁路路警督办署，将铁路置于管辖保护之下。因此，铁路通车不久，沿途治安就一直由中国负责。法国人更未趁机在云南驻军。建立把持了一切权力的国中之国。这与中东铁路完全是两回事。
　　滇越铁路的收回更与中东铁路难易迥异。尽管沙俄帝国主义早在1906年就丢掉了南满铁路以及旅大，而苏俄帝国主义早在1935年就把北满铁路卖给了满洲国，但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居然又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此时合称"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当成"战利品"抢了回去，直到1952年年底才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才将旅顺归还给中国。
　　相比之下，1946年，尽管距原来条约规定的80年期满还有44年，国民政府就轻松收回了滇越铁路，所欠款项用"1940年以来因滇越铁路停运，海防封锁，（中方）所受之物资损失"折抵。不能不说，文明帝国主义就是比野蛮帝国主义通情达理到不可胜计。
　　所以，客观来看，滇越铁路确实是个纯商业投资行为。人们可以指责清廷在经济上吃了亏，但不能昧着良心，硬要说清廷在此事上"丧权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为它跟今日引入外资进行基础建设毫无区别。中国既未丧失主权，也未丧失尊严。国人唯一可以引为耻辱的，也就只能是那铁路不是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建造的。
　　但若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中国有那个本事么？有无技术队伍与设备不论，有那巨额资金么？腾笑千古的"保路运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闹剧只能说明一件事：爱国清流只有一腔热血，脑子是没有D,连在山区修建铁路当是何等规模的工程都不知道。
　　云南人虽然在后来还真修出了条铁路，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爱国志士都只知说大话兼搅屎，但有人也曾"老夫聊发爱国狂". 1905年，云南士绅12人联名上书云贵总督，请求自主修建滇缅铁路和昆明至四川宜宾的滇蜀铁路，成立滇蜀铁路公司，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即开始筹集股份。那结果自然是与"川汉铁路公司"与"粤汉铁路公司"一样，圈钱者捞够后不了了之。幸亏他们没能说动清廷将滇越铁路筑路权收回自办，否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条铁路了。如果事情如此发生了，那又到底该是国耻，还是国光？
　　百年后回首滇越铁路沧桑，令人感慨万端，首先是国人拒绝文明的决心之坚定，令后人错愕难解：为什么一条造福于中国、更直接造福于云南人的国际铁路的建成，竟然会让全省人民如丧考妣，痛不欲生？这种反常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至今还历久弥坚？
　　其次是国人虽然世世代代为受迫害妄想所苦，但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他人尤其是异族的动机和心术的同时，却又认友为敌，认敌为友，"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除了一个袁世凯，当国者竟无一人能看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看出列强中哪些真正是包藏祸心的匪类，哪些是可以平等互利的绅士。孙中山奋斗一生，都是在为烂污帝国主义打代理战争，先为黑龙会效命，后当苏俄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而就是这种真正的卖国贼，却成了伟大的爱国者！国人的脑袋，到底是出了什么超乎人类理解力的严重问题？
　　最后则是为云南那短暂的辉煌长叹一口气。因为滇越铁路的修通，那个边远的内陆省份得以走向《河殇》呼唤的"蔚蓝色",以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扑向大海，迎来了昙花一现的文化经济繁荣。随着那文明之窗被迅速关上，它又跌回瘴烟蛮雨的昏睡中，再度成了官府流放贼配军们的不毛之地。 1949年后，它能引动全国人民注意的，也就是那黑压压一片跪在泥地上的流放知青。不过，这其实不只是一省的悲剧，与上海遭受的跌落比起来，云南的遭遇还真算不了什么。（全文完）看英国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 2012-10-03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从缅甸进入云南，在腾越地区与四名随从被当地人杀死。马嘉理的首级被挂在曼允城墙上。为此，清廷在次年派出郭嵩焘为钦差正使、刘锡鸿为钦差副使的使团，前往英国道歉通好，并留驻英国，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及副公使。若除去由美国人蒲安臣1869年率领的使团不计，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吧。在当时的人看来，出使外国比叛国投敌还糟糕，乃是将灵魂卖给魔鬼。当时的爱国志士曾撰联一首刺之曰：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对联水平之高，不是如今那些对国学一窍不通的爱国志士能望其项背的。上下联都用了典。上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引自《孟子》，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则是引用《论语》。其对仗之工，文思之巧，叹观止矣。例如两个成语中间的第三第四字都重出（"乎其"在同一位置两见，"能事"亦如此），使得对仗极为工稳，而又极富讽刺意味。孔子说的"事鬼".本指祭祀鬼神，却被此联作者用来指洋鬼子，将郭嵩焘诬蔑为不见容于尧舜之世，只能抛弃父母之邦，将灵魂卖给番邦魔鬼的奸贼。凡此种种，非对国学经典极度熟悉者莫办。可惜中国人也就只能在这类文字游戏上显示聪明才智。
　　郭嵩焘出国后，将见闻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国内刊行。因为该书敢于承认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英国的士人比中国的更有才学，引起轩然大波。该书不但被毁版，郭还因此遭受弹劾，不得不辞职还乡。到了湖南后，长沙人民还满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称为"揭帖",是所谓"清议",亦即由士绅操控的舆论，威力极为强大），长沙、善化两县人民还阻其入境，开"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被家乡父老开除籍贯之先河。
　　却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带去了一位翻译张德彝。这位张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外语学院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此前就已到过欧洲三次，其中有一次是作蒲安臣使团的随员。此后又出国四次，官至驻英大使。死后有人挽之曰：
　　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着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比起上面那副来，这对联写得真差劲。不过由此可见，张德彝与郭嵩焘的毁誉判然而别。正因为如此，该同志的见识与郭嵩焘自然也就判若云泥。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不得不惊叹其见识之超前，在短期内即能洞见西洋文明乃至民主制度的优点，无怪乎要在国内变成千夫所指。而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则专记琐事，读来味同嚼蜡。
　　这也难怪，翻译出身的外交官，能有什么水平？京师同文馆与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差不多，只教外语，国际法乃至起码的社科常识是不教的，要不怎么会出李肇星那种外国无、中国有的尤物？这张德彝大概比李大牙还有点学问，起码人家的国学水平不是李肇星可以梦见的。例如他在伦敦初见大雾，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日戊戌早，大雾沉沉。内藏毒气薰蒸。按《博物志》内载：冒雾行三人，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焉。凡冒雾出行，必先饮数杯，酒气上蒸以敌雾气，理或然也。以告同人，咸以为是。"这是什么意思涅？他见到大雾，以为是瘴烟蛮雨，中人立毙，于是赶紧查书，在晋朝人张华写的志怪小说《博物志》中看到，有三个人冒着雾气出行，一人无恙，一人生病，一人被毒死了，无恙者出门前喝过酒，生病者吃过饭，而死者空腹。因此，若要冒着毒雾出门，必须先饮酒数杯，酒气涌上来就能敌住外面的毒雾。他告诉同伴，大家都以为然。
　　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荒诞不经，但那是因为鬼子给咱们带来了教育。过去的私塾书院只教四书五经，相当于后世的政治课，与传授智识无缘，既不教小学的算术、自然、地理等科目，更不教中学的数理化生，这些都是后来才引入的洋货。同文馆教的也就只是外文而已，懂了外文，依然是李肇星那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盲。具有这种知识储备的同志，遇到未见过的自然现象，当然只能去查阅中国的《山海经》、《博物志》一类"学术专着".得出那科学结论来毫不足奇。
　　他在游记中介绍的某些英国风俗我也闻所未闻：
　　"外国虽不论地理风水，而间有忌讳者。如英俗与人同席戒递盐。因数百年前有主仆共桌而食，主欲用盐，皆仆人递也。又小儿出门有忘物回取者，禁其入门，父母必亲为送之。其意不欲半途而废也。"但早在19世纪，英国保护动物就做得相当严格了。据他介绍：
　　"伦敦之保养牲口会约定不得加力鞭马，一马应拽若干斤不得逾其数；马有疾即须疗，不得再用。倘有不遵，一经巡捕查出，定即执讯受罚。"这倒不是上面说的那些靠不住的英国习俗，盖他的上司副公使刘锡鸿也有类似记述，说郭嵩焘与他乘车外出，要车夫鞭马，车夫却拒绝了，说那为法律禁止。
　　不过，张德彝的游记虽然无聊，却也记述了某些趣事，其中洋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的轶事颇有意思。
　　第一次是他们在赴英途中船上遇到的风波。有个英国人名叫赖尼，在香港上船后就嫌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当天晚餐时，竟然不准华人往来（估计是不准华人进出餐厅），"违者以面包击之".仆役告诉英国译员马清臣（又名马格理，也是使团随员）。马格理去向他交涉，他解释了发火的原因，并质问马格理为何多管闲事。马说，我是中国公使的翻译，岂能不问？那人"怒出恶声",马格理就向船主告状。船主责之曰："同船共济，不分中外。如再不悛，到亚丁时送汝登岸可也。"警告他不许在船上搞种族歧视，若是怙恶不悛，船到了亚丁港，就要把他赶下船去。
　　其实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之说，并非厚诬之词，而是代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据着名戏剧家齐如山先生说，光绪末年，他将二十多名华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送到法国巴黎去，沿途根本不敢带他们到车站饭店去吃饭。他开头也曾带了一两个人去试试看能不能吃，但"他们一吃饭，是'特儿喽、特儿喽'的山响，刀叉池响的更凶",而且吃得特别多。于是齐如山只好为他们买食物，让他们在车上吃。即使如此，他也觉得很狼狈，因为"每人每顿约吃五个两头尖的俄国面包。共二十余人，每天一顿点心两顿饭，约须买两百多个面包，一次买这许多，固然不容易，且也怕人看着可笑，于是设法零买，每站买若干，然而同车的乘客无不笑者，问我，你们怎么吃这么多？"这也罢了，最让他觉得丢脸的是同胞的卫生习惯："最伤脑筋的是大便。北方乡间，绝对不会坐着大便，尤其没见过外国的抽水马桶，都是蹲在上头，火车又摇动，拉的各处都是屎，还得替他们擦洗，便桶里的水，只能洗里边，且水亦无多，每到大站，总要打水，好在自己有大水壶，一次，我告诉大家必须留神，以免贻笑于人。一工人曰：'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你这句话，你自以为很有理，可是由此更可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事情，是一毫不知。西洋人大便，有坐着的习惯，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把大便拉到外边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而有这种毛病，你说他们不知道，其实果能知道是谁拉的还好，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干的，那是你一个人丢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说是中国人拉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跟着你丢人，再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说是中国人，那就全国都跟着我们丢人。'"今天的国人当然不会再蹲在马桶上了，但优良传统仍然保留了不少，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自不必论，在旅馆、饭馆的举止也不敢恭维。前些天芦太的髪小去欧洲"深度游",回来后满腹牢骚，在电话里跟她说，在国外根本无法吃饱，全靠带出去的咸菜就着街上买来的食物充饥。据说在酒店里吃自助餐，同行的游客一筷子下去，二三十片bacon就没有了，桌上的水果也被他人张开提包，兜底倒入。即使不是自助餐，也绝对抢不过同桌的游客，云云。总而言之，还是老明那句话："富倒是富了，就是有点贼样。"前段香港人民举行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人滚回中国去",我看也就是这优秀的民族传统引来的自然反弹。
　　另外一桩种族歧视案件则闹上了法庭。公使团租下了Portland Place 45号，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使馆，估计也就是孙文所谓"伦敦蒙难"时被囚禁的场所（至今中国使馆仍在那条街，但门牌号码不同。45号现在是肯尼亚使馆。也不知道是门牌号码更动过，还是使馆搬了家），租金每月105镑，合库平银367两5钱，还挺贵的。但估计物有所值，盖据张的描述，"楼四层，每层间数不等，间间整洁，器皿齐备，帘帐陈设，床榻炉灶，虽朴素，甚为壮观。"某日，使馆的仆役阿毛与阎喜入市采买，"途次忽遇一醉者，以肱戏击阿毛之头，帽既落而身亦跌。阿毛误疑阎喜，势将用武。有四行人将醉者捉来，即令巡捕扭送官厅禁锢"--阿毛被醉鬼打倒在地，怀疑是同伴恶作剧，正要与之动武，过路的英国鬼子把那醉汉抓住，交给警察，送到警察局关了起来。
　　次日，马格理带着阿毛和阎喜到"美尔衙门"对质。张德彝解释说："美尔者，乡长也。英例：地方公事，皆乡长治之。"所谓"美尔",应该是mayor,是市长而非乡长（英国好像也没有什么乡长） .但市长并不管司法审判，审理此类轻罪的是Magistrate's court,现译为"治安法院"或"裁判法院",不实行陪审团制，由一名至三名法官裁决。那抓捕醉汉的四位过路人也到庭作证。
　　醉汉说，他是喝糊涂了，因而"误打华人".阿毛、阎喜与那四位过路人都说，阿毛此前并未招惹那醉汉。此时法官遇到一个有趣的难题：鬼子法庭上但凡听取证词，都要令证人手按《圣经》起誓。完成了这个手续后，法庭才具备了追究证人可能犯下的伪证罪的资格。但中国并无此种习惯。于是法官翻了半天各国律例，说，根据中国法律，证人应该手持一个瓷盘跪在地上，以手指天，表白自己说的是真话，然后再把瓷盘扔在地上打碎，再发誓说：若我说了谎，12个小时后就会受到报应，就跟这瓷盘的遭遇一样。
　　使馆翻译马格理是在华居住多年的中国通，知道中国并没有这种法律。但他说，这虽非中国法律，也不妨服从。于是就叫阿毛和阎喜跪在地上发了誓。法官判道，案犯名叫布里，46岁，铁匠。中国公使刚刚才驾到几天，他就敢乱来，理应从重惩处，罚他监禁四个月，以警将来，同时还要登报，让公众都协同保护使馆的随从人等。
　　马格理觉得处理还比较公道，于是就酬谢了那四个过路人，每人给了一个银元，带着阿毛等人回来了。郭嵩焘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代那醉汉说情，"请以其醉戏宽之",却被法官拒绝了。
　　看了这段逸事，不由得想起了在拳乱中被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老芦才疏学浅，不知道使馆的仆役是否也享受外交豁免权，但克林德与衫山彬则绝对享有豁免权。 "戏击"了中国使团仆役的头的英国醉汉被本国同胞扭送警察局，蹲了四个月的监狱，而杀害了外交官员的中国好汉却成了民族英雄。这种相反的道德观与法律观，是否证明了"华尊夷卑",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而中国特有的价值观高于普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