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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9T07:40:18+02:00

周恩来这个人太厉害了！尽管周对毛泽东俯首称臣，但毛至死都在防着他。

那么，周恩来在毛泽东周围跑前跑后像个大当差的，毛怎么还不放心呢？毛太了解周恩来了。以周的能力，他越像个大当差的也就越可怕。毛那么了解中国历史，《资治通鉴》看了17遍，是在里面找马克思主义吗？

周恩来别的能力不说了，这回着重谈谈他作为中共特殊工作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厉害。

从前，一说起特务，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会立刻军统、立刻戴笠。其实，国民党军统和周恩来的特务系统比起来，太小菜了。戴笠也很厉害，但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戴笠是抓是杀，周恩来是笑是和你碰杯。当然，这也和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不同。1949年后，闻一多、李公朴如那么反对共产党，不杀你吗？不同的是不必暗杀，第一拨“镇反”你就得没了。

戴笠不仅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连特务这个词都是中共发明的。

“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建国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便有了“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内奸。”

便有了“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了哪些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了哪些内奸？薛钰没说。为什么没说？是手段太残忍吗？中共自己内部肃反，手段那么残忍都公开披露了，惩治国民党特务制裁内奸不能说吗？但薛钰没说。

其实，薛钰不说有人说。红色特科灭顾顺章一家的事儿，还新鲜吗？曾经有恩于周恩来的一个人仅仅在现场不也一块儿了吗？

那么，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天生特务材料吗？他跟谁学的这套功夫？在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那儿学来的。

“周恩来多次回忆过1928年他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曾为建立中共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绍了‘契卡’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访问罗青长谈话记录，1997年6月26日〕

这段描述请注意两个字：筹款。筹款还用特务手段？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契卡”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这可是“正史”说出来的。

---为何毛泽东一直防着周恩来？
作者：大山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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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6T08:16:15+02:00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最初我真不敢相信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明晰地道的中国人的话语。

这三句话是雷震远神父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中披露的。遗憾的是，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名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陆封闭成一个原始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巨大部落酋邦（即共工大酋邦），没有能听到。

《内在的敌人》虽然是一个比利时神父所写，但他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中共操控的河北安国县和太行山区跟中共打交道10几年，目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匪乱的赤祸洪潮渗进河北安国，打压他曾经主管过几个月的安国县内的爱国力量，暴力破坏中国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共同维系的道德传统和家族文明，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乘日本侵略中国所致中国政府的危机，以军事抗日为辅、政治宣传为主，控制和改造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农村地区的农民，伺机夺取中国政权。

雷震远神父及（来中国传教40年的）教区上司雷鸣远，生活、话语、思维、情感都中国化了。在跟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共有同样清楚认识的少数外国人中，他们是少有的两个。他们对中共清晰认识，来自天主正教跟共党邪教思想上的正邪对照，还来自对天主教中世纪反异教、异端的残暴行为的反思，以及被中共好言相骗、逮捕为奴的切身经历，清楚地知道共匪的暴行是魔鬼行为，共党的组织是一个捣鬼的组织，以持续的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培训党的细胞。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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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多方混战 ...

2025-04-16T00:57:30+02:00

末路

多方混战

柬共政权垮台后，柬埔寨陷入多方混战。
1. 越南推翻了“民柬”政权后，扶植了韩桑林政权（也就是金边政权），国名改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2. 柬共元气大伤，退入西部的深山老林打游击。
3. 西哈努克也逃脱了柬共的控制，并利用自己的威望，组建了奉辛比克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用来对抗越南入侵。
4. 另外，柬埔寨民间也出现了若干反抗越南入侵的武装，比较有名的是宋双的队伍。这就是当时柬埔寨最大的4个政治派别。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奉辛比克党还是其它抗越武装，都极力反对红色高棉。可见这时候的红色高棉，已经臭名远扬了。

抵制大选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经联合国调停，柬埔寨冲突各方（包括红色高棉）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实现民族和解。协议签署后，计划在1993年5月举行全国大选。为了保障这次全国大选，联合国派驻了11个国家的维和部队，还有34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各种开支累计27.8亿美元，创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谁曾想，到了1993年4月，红色高棉宣布，抵制这次全国大选。这个举动彻底葬送了红色高棉。
1. 让柬埔寨全国的老百姓都觉得是红色高棉在破坏和平进程
2. 不光得罪了联合国，还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连中国也不再大力支持他
3. 导致了红色高棉内部的分裂（下面会提到）

柬埔寨大选之后，其它各派的武装都整编为政府军，开始围剿红色高棉。没了中国的支援，红色高棉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根据地越来越小。

英沙里反戈一击
抵制大选的决定，是波尔布特作出的。当时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中，很多人（包括：英沙里、宋成、乔森潘）都赞同参加大选。但是参加大选就意味着要放下武器，接受联合国的整编。这是波尔布特绝对无法容忍的。波尔布特有一句口头禅“要战斗到世界末日”，很能反映出他的性格。
　　
对于是否参加大选的问题，英沙里和波尔布特闹翻了。要是在过去，党内没人敢跟波尔布特顶嘴。但是如今的局面不同，红色高棉只剩下几个分散的小根据地。波尔布特待在总部安隆汶，而英沙里驻守在拜林。拜林的驻军都是英沙里的铁杆，波尔布特拿他没办法。
　　
眼看着红色高棉一日不如一日，1996年8月，英沙里宣布倒戈，带领2个精锐师投靠政府军。金边政权对此喜出望外，宣布赦免英沙里过去的罪行。英沙里手下的军官也没有受到惩罚，而是编入正规部队，继续当军官。
　　
本来已经有很多红色高棉军官厌倦了几十年的战斗，希望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生活。英沙里的倒戈立刻引发连锁反应，很多地区的指挥官私自带队叛逃，使得红色高棉损失了 80% 的战斗力。

波尔布特被自己人审判
英沙里倒戈之后，波尔布特加紧对高级将领进行暗中调查。到了97年6月，又发现宋成偷偷跟金边政权沟通。波尔布特一怒之下，命令卫兵把宋成全家老小都杀了。
　　
在民柬时期，宋成一直担任总参谋长和国民军总司令，在军队中很有威信。后来因为主张参加大选，被波尔布特降职，但军中威信依在。宋成全家被灭门的消息传出后，引发红色高棉军队的哗变。守卫在总部安隆汶外围的军官，掉转枪口攻打安隆汶。最终，宋成的老部下抓到了波尔布特，并对他进行审判，判处终身监禁。

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逮捕并审判，实在是一大讽刺。1998年4月15日，监禁中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死亡。这位共产主义【恶魔】终于去见马克思了。

长期以来，波尔布特一直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旗帜。所以，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审判，极大动摇了红色高棉基层士兵的斗志。另外，柬埔寨政府军也趁机加强了围剿。1999年3月，最后一支红色高棉武装投降，红色高棉终于被彻底铲除。

---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
作者：编程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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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1T03:52:06+02:00

In reply to nevent1q…mg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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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1T03:50:04+02:0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共产党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像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年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这也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来的。

---丁玲小说虚构恶霸地主阶级斗争歪曲中国社会
作者：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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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4T09:53:29+02:00

军中高层众生相：（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
起》，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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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2T04:35:44+02:00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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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31T09:47:04+02:00

叶群和黄永胜通奸的史料来源
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1）

林彪对黄永胜如此庇护，但黄永胜却被毛泽东一眼看穿。黄永胜确实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不正当关系。

目前能够告诉我们叶群和黄永胜之间特殊关系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处：林立果偷录的黄永胜与叶群通话的录音带；“九·一三”事件以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爱情诗；还有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的有关回忆。

“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那首诗中写道：“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而作为证明黄永胜与叶群的关系的人证则是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王兰多是叶群的司机杨振纲的妻子，杨是叶群的亲信之一，以后也同叶群等人一起外逃，死于非命。所以，叶群对王兰多很信任，叶群的日常生活当然也都入了王兰多的眼里。

王兰多的回忆证实了林立果偷录通话，还证实了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中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叶群与黄永胜开车到郊外，黄永胜的警卫员和王兰多都倍感纳闷。当时，叶群的司机问王兰多，黄（参谋）总长和叶主任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呢？王回答说这是首长们在散步，司机又问散步为什么不用手电筒，而要带着马灯和毛毯呢？王兰多回答不出来了。（2）

据原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回忆，林立果亲信李伟信交待：913时间之后从林立果处搜出的录音带，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吴德，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3）

为监视叶群，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我们现在就把叶群和黄永胜的一段通话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叶群：101（林彪的代号）在家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挨着骂声过生活，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太庸俗了，太温情主义了吧？
黄永胜：不会，你怎么还刺我的心呢？
叶群：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起很大的作用。
黄永胜：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叶群：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
黄永胜：我明白。
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黄永胜：是。
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这段对话已清晰地表明了叶黄二人的关系，至于叶群是出于政治目的拉拢黄永胜，还是别的目的而与黄有了不正当关系，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林彪最信任的大将，黄永胜居然背地里与首长夫人有了关系，不能不让人惊叹。（4）

林彪对黄永胜不可谓不是关怀有加，着意栽培，但黄永胜此举，不能不让人为之慨叹。

（1）源自光明网《“军委办事组”始末》，作者：君家民。
（2）（4）源自人民网《叶群给黄永胜打偷情电话：“你想我吗？”》。
（3）源自《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作者：吴德，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底2期

---兰台
炎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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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30T21:08:01+02:00

In reply to nevent1q…lpl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仅仅是硬性支持，而且是硬性指标。土改中利用流氓来打破乡俗，摧毁人性，都是从上到下指导贯彻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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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30T21:04:59+02:00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图：1980年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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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30T18:47:44+02:00

在杨开慧故居已3次发现杨开慧手稿或遗物。

第一次是1950年初的一天，佃居在杨开慧家的谬姓农民用锄头整理故居前院左侧靠近桂花树的菜地时，忽然挖到一个青花“囍”字瓷坛，里面有杨开慧的手稿和其他遗物，遗憾的是后来谁也不知道这批遗物的下落。猜测是1950年5月26日，毛岸英奉父命来板仓省亲，为母亲扫墓，在此住了3天，有可能毛岸英看到这批遗物并带回了北京。

第二次是1982年3月10日，工人们在维修故居时，在靠近杨开慧卧室屋檐的梁架与斗拱结合处，发现一叠被厚重泥灰包裹着的整齐的杨开慧手稿，手稿是用两种纸写成的，共12页，其中3页为毛边纸，9页为深绿色方格毛边作文纸。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竖行书写，共约4200余字。由于藏在缝隙内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部分字迹残缺。手稿中共有完整的诗文7篇:自传体散文1篇，诗2首，杂文2篇，没有发出的信2封。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至1929年。这批手稿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第三次是1990年8月中旬，工人们维修故居中的杨开慧卧室，在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叠杨开慧的手稿。手稿共4页，为长方形毛边纸，行文为行草竖排，约1000余字，系杨开慧在1930年1月前后为怀念毛泽东而作。这是目前所发现杨开慧生前最后的手稿，该手稿现由长沙市博物馆收藏。

开慧烈士最后的字迹，令了解历史的后人们不禁泪眼朦胧：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他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不至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封信给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如果1930年的毛泽东收到这些信，他会作何感想呢？历史又会怎样的演变呢？

---@释不归：
【杨开慧烈士的手稿先后三次被发现——如果当时这些信送到毛泽东手上会怎样？】

图：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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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6T07:48:31+01:00

唯一熬到“善终”的二把手--周恩来
有一个至今未得正解的谜团，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暴亡后为何失声痛哭？比较接近真相的猜测是兔死狐悲。在中共最高层，真正了解毛深层阴暗心理的唯周恩来一人，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把握不准毛，所以最后都被毛扫平。周恩来知道，毛除了有王若水说的“赫鲁晓夫情结”，还兼有中国传统帝王心结。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掌握绝对权力，即使是家天下，即使接班的是儿子，父皇和太子兵刃相见的事也史不绝书。隋朝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杨勇，因在冬至日征召百官朝贺，被隋文帝认为是建第二中心的僭越行为而遭废黜；明成祖朱棣在太子朱高炽身边派了许多密探耳报，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子在父皇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了二十年。

所以，中共建政后，聪明知趣的周恩来一直甘居老三而回避当老二，文革初期，坚持让林彪一个人当副主席。如今刘少奇被迫害死了，林彪被逼死了，他被推到老二的位子，岂不是大祸临头？他能不大恸！

果然，周恩来的厄运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周奉毛之命先后主持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并建立了邦交。周在国内外声誉日隆，有功高盖主之嫌，引发毛妒忌不爽。

一九七三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挑选的又一个接班人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屈居副主任，还恭恭敬敬地把主持人位子让给王洪文。然而，王洪文毕竟资历太浅，周恩来想退到第三位也不能，还是当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十大甫过，毛便秋后算账，抡起大棒敲打周恩来，批周在处理中美关系等外交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似乎是又一个“赫鲁晓夫”了。毛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指使王洪文、江青开会批斗周，并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毛和江青不顾周已是身患癌症的病人，又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批宋江”，只差直接点名了，连老百姓都看出是剑指周恩来。

早年和毛有过过节的陈毅文革初期就洞悉了“毛文革”的目的：“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因为周虽然位居第三，但威望一向仅次于毛，只因林彪在前面挡了一下，惯用各个击破的毛延迟了倒周的时间。

“所幸”，周无条件地作自虐式的连番检查，他的膀胱癌又扩散了，毛知道他活不久了，王洪文又是“刘盆子”，不堪大任，毛让邓小平出来主政，周才得以逃脱。尽管周在进手术室前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最终还是戴着总理冠冕去见马克思的，算是唯一熬到“善终”的第二把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喻智官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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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8T05:00:44+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zpq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武进县在斗争过程中乱抓乱打的现象较普遍，不说理，而是上老虎凳、浇凉水、跪石子。武进县百大区斗一个妇女时烧阴毛，潢里区斗一个妇女时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中共武进县委，“武进县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5月）] 据《苏南土改通报》记载，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时，要求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7个乡斗争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人跪下；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还发生了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还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对象身上或要求斗争对象吃雪。无锡县各地的斗争方式除了绑、打、剥、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951年9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莫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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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8T04:58:59+01:00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 ”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47] 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48] 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49]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 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50] 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51] 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52]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莫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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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7T03:49:54+01:00

而英若誠自己在翻譯、戲劇、電影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官場上也春風得意，一九八六年，僅有七年共產黨黨齡的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成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為部級幹部，他又投身演藝，先後出演過《末代皇帝》、《小活佛》等電影，並在美國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親自導演的《推銷員之死》中出演威利 ·羅曼，被米勒稱為舞台上演這一角色最好的演員。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住在高幹病房的他，用英文對美國作家康開麗半敞心扉，講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難與華彩時分，遂有了這本《水流雲在》。

讀完《水流雲在》，不忍釋卷之餘，心中還有很多謎團。一九六八年英若誠為什麼入獄？英的妻子吳士良到底是做什麼的？英若誠夫婦的收入為什麼在人藝最高？英後來為什麼能夠坐上文化部副部長？這些在中文版里都沒有交代清楚。所以，我還是花了十八美元買了英文原版。

《水流雲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聲宛在」的意思。打開英文Kindle版，我驚訝地發現，中文版只翻譯了康開麗的序言的一部分。而這篇序言的漏譯部分，恰恰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內容。

英若誠在傳記中坦陳，被彭真找去，負責報告他所認識的外國人的動態。但是，具體情況語焉不詳。後來，英夫婦入獄，跟他們從事情報工作有關。

康開麗在序中說，英若誠不願在自傳中講自己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英還擔心，外國讀者看了之後會搞不懂，一個人怎麼既跟外國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後向政府提交關於他們的報告。

英若誠解釋說：「外國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能理解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為新政權服務？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個偽善之徒。」

經過一番掙扎，英若誠說：「另一方面，我應該讓他們理解那個年紀、那個年代，尤其是朝鮮戰爭時期的年輕人。」因此在《水流雲在》第二章，英若誠講述了彭真是怎樣找到他搜集情報的經歷。康開麗說，情報搜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大部分時間。

康開麗寫道：「一九五O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里找了英和吳，讓他們協助搜集兩名美國人Allyn和Adele Rickett（維一注：即當年富布萊特學者間諜大案的當事人李克和李又安。參見《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書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兩名美國人入獄。」

英若誠書中提到經常在家中招待外國友人。康開麗研究后發現，事實上，在當晚他們夫妻二人就會寫一份長長的報告，即使他們在被監禁釋放之後，還持續這樣做。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他倆一直被拒絕。直到一九七九，他們的入黨申請才被批准。英達回憶說，這是他父母一生正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因為接待外賓，英若誠夫婦受到厚待。英達回憶說：「我們總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賓。在那個年代，有外國人到你家裡，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兒。」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招待完外賓后提交的報告有二十～五十頁厚，裝進一個檔案袋裡，袋子上寫著化名「Wuying」（音）。康開麗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英國駐華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車賣給了在美國的英達。英若誠夫婦整了他的報告，報告的標題叫「伊文斯戰役。」

尊重傳主的意願，康開麗在為英若誠寫自傳時，做了大量自我審查工作，英若誠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康開麗說，英若誠的生平，還要後來者深入挖掘。

康開麗在序言中把英若誠所生活的時代稱為「英世紀」，這並非溢美之詞。英氏家族是中國最神奇的一個家族，從搖煤球起家，到滿門才俊，從清末到民國、再到當朝，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政治漩渦，成功地保住了名門望族的地位。其間雖有挫折與妥協，但依舊是中國碩果僅存的書香門第、大戶人家。

---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
作者: 王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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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4T06:04:03+01:00

白天干革命，晚上干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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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3T07:47:34+01:00

网文：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许多，当然，中共也借《白毛女》成功的挑起了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为血腥镇压地主，抢夺地主的田地财产的土改运动制造了舆论和借口。

但经过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黄世仁和杨白劳以及喜儿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叫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运全留下的105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救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虽有一妻七妾，但不存在强枪民女。）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去世。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才发现当家的辛劳成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不幸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也就是被毛泽东看作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的流氓无产者。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中共在《白毛女》中，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的记的，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过去的社会道德理念，穷人在除夕到来之前，还清债息，才可以安度新年。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当时的社会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增加了观众对黄世仁的仇恨。

于是，根据上级制造仇恨的需要，编剧们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再给黄世仁编加了强奸喜儿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剧情，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于是，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成功挑逗起来了，中共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在全国掀起土改运动，杀地主，抢地主的田地财产，霸占地主的妻妾。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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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3T07:46:17+01:00

对于白毛女、杨白劳和黄世仁这三个人物形象，许多大陆人乃至海外华人都并不陌生，甚至当今一些工作压力大的白领还会戏称自己的老板是“黄世仁”，潜台词就是自己被其“压榨”。而正是这一出演了几十年的《白毛女》，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植入人心，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中共的角度看，这可以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

先说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

在抗战期间的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因为晚上人们常常去给仙姑进贡，所以“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了这一故事。1945年，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人，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这个传说以及河北地主的情况，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

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据说，毛泽东还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显而易见，《白毛女》的主题就是要突出中共的“伟大”，突出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的开始。

为了在艺术上博得人们的喜爱，《白毛女》不仅在情节上借鉴了民间文学中的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而且在音乐上大多取自河北、山西流传很久的民间小调，比如《北风吹》和《扎红头绳》便是原调抄袭。

经过优美艺术形式包装的歌剧《白毛女》在中共占领区上演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激起了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对“旧”社会的仇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为人们不知不觉接受——尽管人们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看到什么“黄世仁”和“喜儿”。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拍出了电影《白毛女》，还编排了京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的《白毛女》。“白毛女”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虚构形象之一，也是中共制造的最为成功的颠倒黑白的形象之一。

---真实的白毛女和黄世仁颠覆从前认知
作者：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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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7T07:07:47+01:00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中共杀人魔王韦国清二三事
作者：张雄飞

图：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韦国清陪同下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群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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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22:15:13+01:00

照片中的人叫李拾头，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农民。

他家里曾养了几头牛用于耕田，在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中，村民们都按要求将家里的农具和牲畜交公，只有他拒绝上交这几头牛，理由是牛是自己辛辛苦苦喂大的，属于个人私有财产。
后来，为了逃避上门执法，李拾头动起了歪心思，一天夜里他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将这几头牛牵到外多售卖，从中获利了价值几十元的粮票。但由于被眼红他赚钱的邻居举报，他很快就被抓捕归案，并在公审大会上接受审判。
最终，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照片中的李拾头正牵着牛游街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迷茫，似乎已然对这个世界再无留
恋
一个小人物之死，显然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掀起什么浪花，更不会被世人所铭记，但却是对那个年代的真实见证。如果没有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没有深刻地总结和反思，未来还可能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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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21:48:30+01:00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
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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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21:47:58+01:00

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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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21:47:17+01:00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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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04:13:21+01:00

检视这位貌似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她身上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她是民国生人，从小被迫缠过足，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熟读“四书五经”，文言基础扎实；

她12岁时，家人被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绑票，半个多月后支付了30万块大洋（见曹县志）才把人赎回，可结果崔田民部仍将整个村庄洗劫后付之一炬；

文革中，她惨遭红卫兵殴打致伤，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她一度被关入医院的太平间，仅靠着好心人每夜接济食物才得以活着，断续时间竟长达8个多月！1966年，她不堪折磨试图服毒自尽，所幸被及时发现而救下；

她是一位杰出的妇科专家，她让许多患有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妇女得以存活，她拯救过的难产、早产儿更是无法计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贡献巨大，500多病例的治愈率达90%以上。她曾获得过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

她65岁退休，却一脚踏进揭露中国艾滋病的惊天骗局之中，从此欲罢不能。她将100万的奖金尽数花在了艾滋病患者身上；

1996—2007年间，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血祸调查。为了查访中国各地的艾滋病情况，她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区。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

此后的年月，对她的打击与逼迫接踵而来。

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因病去世；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小女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以为生。言及亲人，她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80多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

2001年，她被“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但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的原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向全世界讲出“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的真相；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

同年，她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但由于政府阻挠她无法去马尼拉参加颁奖典礼；

2007年以来，她因为揭露艾滋病丑闻，遭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刁难和迫害。官方、黑势力甚至家庭内部全都视她为敌人；

老伴儿的去世，儿女的远离，她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然而，2007年也是她走向世界的一年：她因获得美国的“妇女领导者奖”申请出国领奖，河南当局全力阻止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甚至把她遭受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组织上的话”。老人扶着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

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最后，还是因为吴仪放行，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从中斡旋，她才得以赴美出席颁奖仪式，并在白宫与希拉里见面。

同年，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

同年，38980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图1:文革前高耀洁全家福（高耀洁提供）
图2:2000年到河南慰氏县爱滋村为爱滋病病人送药物（高耀洁提供）
图3:2003年，与揭发京城“非典”黑幕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共同接受媒体访问（美联社）
图4: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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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3T04:11:24+01:00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见到了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回答：“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才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道：“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

她认为：“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她还说：“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她曾收到一位叫周洪强的家长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她说：“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让她倍感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她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当时河南的主政领导：李长春“卖血”，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揭发，他不敢顶，继续隐瞒。李长春之后接班的那位（接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想查血头，但中央把此人调走了。所以，李克强会做官。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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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2T00:47:48+01:00

晚年，为了艾滋病人，她不仅耗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各种奖励上百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流亡美国。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我来到美国也没有闲着，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混吃混喝的待遇，但我没有混吃混喝。”高耀洁笑说。

来到美国的几年间，她写了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开放杂志社，2009年11月）、《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9月）、《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5月）、《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镜头下的真相》（明报出版社，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8月），超额完成了起初她的写书计划。

高耀洁明白，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很难有公布的一天，自己也很难重返故土：“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这份荣誉是高耀洁最为看重的：“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罗四鸰
端傳媒

图：2022年3月的高耀洁（依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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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1T00:31:23+01:00

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可以说，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林辉

图：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
Sjoberg/Scanpix Sweden, via Agence France P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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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1T00:29:39+01:00

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写于纽约)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图：2007年2月23日，高耀洁在北京的一家旅馆接受访问，桌上摆放了美国签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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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6T09:03:5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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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6T08:38:15+01:00

毛泽东像所有红色教主一样向往世界革命，追求颠覆全球秩序，矗立自己伟大的“创世纪”形象。毛25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毛泽东最大愿望就是成为史达林那样的人物——“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

1956年初，毛泽东向新华社发出豪语：“把地球管起来！”1958年8月，毛再发壮声：“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正在这种红色上帝的豪迈感觉下，大跃进饥荒悄然逼近，1959～1961年，大陆至少饿死4100余万国人。

赫鲁雪夫觉察到毛的“宏大气魄”——

至少在我认识他（按：毛泽东）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

---罪酋毛泽东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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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6T04:09:15+01:00

抗日名將們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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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6T03:22:06+01:00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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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T22:42:04+01:00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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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T22:41:22+01:00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 “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为文革安排身后事许世友不买账
作者：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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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3T04:40:28+01:00

榄杆市事件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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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3T04:05:09+01:00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 “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 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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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毛泽东的Mole﹖ 前言: ...

2025-02-22T08:00:30+01:00

邓小平﹗毛泽东的Mole﹖
前言:
潤濤閻近作，《胡耀邦趙紫陽至死都誤解著鄧小平》，其中有言，“鄧小平伙同陳雲到毛澤東那里告密 ┅ 致使高崗自殺”。有感，作此文。
*** ***
一直怀疑邓小平是毛泽东的Mole﹗无间道，与汪东兴同流。

邓小平之于刘少奇，有如汪东兴之于林彪。文革中，邓、汪二人为毛泽东 “诱敌深入”，使刘少奇的工作组“做错事”，使林彪在庐山“说错话”，给毛泽东制造“生气”机会，接着阴谋整人。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长达１１年。这其间，他其实是在为毛泽东监视周恩来、刘少奇。

所以，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秋，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拉下马”，接着把刘少奇往死里整，迫害他，惨无人道。３年后，刘少奇惨死。同时，批斗邓小平的人手下留情，走过场之后，邓小平被“流放”江西，销声匿迹，由汪东兴暗中照顾，６年后复出。

毛泽东整刘少奇，是真的﹗整邓小平，是演戏﹗用证据说话，下面有三笔史料:

(一)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毛泽东要邓小平“为革命当黑帮”:

【王光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二)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传话给邓小平:(1)要忍，不要着急；(2)刘、邓可以分开；(3)如果有事可以给毛写信。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

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三)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江青在中南海指挥造反，批斗刘/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目睹批斗，他发现斗刘与斗邓不同。

【江青的文革小组和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却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71-472)页）

---@公道说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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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1T23:53:06+01:00

多年后，听红卫兵们回忆，11月26日那天，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从西郊机场消失后，全场曾经出奇地静场几秒钟，一忽儿不知谁叫了一声：要上厕所了啦！……整个队伍倏然一哄而散，迅即自觉形成许多圆圈。每个圆圈直径约15米左右，男的一圈，都刷刷站着拉尿……；女的一圈，站一圈，蹲一圈，站着的掩护蹲着的小解……男圈和女圈相距不到20公尺，两圈都听得到对方的尿水声。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如此场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发笑，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不文明。谁都知道，许多人是一整天没有上厕所，人有三急，方便第一。

一个网友说：“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一幕：北京西郊机场200万人围圈“小解”——试想当时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摄像，录下这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机场跑道上，二百万男女各自圆圈“方便”的场景，今天一定仍是吉尼斯纪录之最。这也许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类行为艺术壮举，不知可有人曾摄影立此存照？

---目睹领袖的背影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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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0T09:08:22+01:00

林辉：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一家三口之死
1947年，乐达仁去世后，乐松生接手了伯父的生意，兼顾平津两地堂务。父亲去世后，1948年，乐松生又接任同仁堂经理，并成为同仁堂重要的股东。他为人随和、体贴员工、声誉甚佳。

中共建政后，乐松生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响应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试办中药提炼厂，以便改进中药制造的程序并提高质量。他聘请了北大药学系教授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并获得成功。至1959年，同仁堂全年总产值1,252万余元，产品583种。

出于统战的需要，中共在1952年任命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朝鲜战争期间，乐松生不仅带头认购公债并捐款，同仁堂还捐赠了一架飞机，支持中共帮助朝鲜。1956年，中共实行工商改造，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变为国有企业。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与上海的荣毅仁共同成为工商界改造的典型人物。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代表北京市工商联“报喜”的乐松生，乐松生异常兴奋和激动。（见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怀着特殊感情的被改造的商人，虽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彭真的保护而免受伤害，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文革波涛。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尽管他还是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他和夫人被打的满地爬行以躲避。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

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某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骨灰留下。

乐松生的悲剧再为中共的杀人历史添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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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8T21:47:55+01:00

我的名字充分地体现了这些人的龌龊：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

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张耀杰：中共历史纠结惊人因果相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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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8T21:44:19+01:00

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扎实、立论平实、分析入理。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是厚道人，下笔相当敦厚，对周笔下留情，没有更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的阴暗心理。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周恩来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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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8T21:41:38+01:00

“敲砂罐”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惨不忍睹的杀人方式──“敲砂罐”
作者：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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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8T21:38:09+01:00

李志绥从“回归”到“不归”的传奇正是他半个世纪心路历程的投影。他属于在国难深重的三十年代成长的青年一代，饱经家国之痛，一心要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生。我和他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初期，受到同样憧憬的鼓舞，他放弃在澳洲的外科医生工作，我丢下半途而废的芝大博士论文，应召兼程回国。随后的二、三十年中，我因说了几句真话便贬为“贱民”，流徙边陲，幸免于一死；而他贵为大红大紫的“御医”，雨露承恩，在外人眼中也算得上“春风得意”啦。

殊不知，李志绥的专业是西医外科，当年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外科专家。无奈一入龙门，身不由己，沦为暴君的保健郎中兼夜话清客，虚耗了一生的黄金岁月。到头来，也无非是暴君生杀予夺的另一类“贱民”而已。不出几年，他已经对毛王朝感到幻灭。从此，肮脏险诈的宫廷政治，暴君的荒淫无耻，在在冲击着他的良知。可是，“伴君如伴虎”，他只得战战兢兢，守口如瓶，直到暴君终于放手的那一刹那，他才初步得到解脱。

当时，志绥刚五十六岁，何去何从，颇有“回旋余地”。凭他“御医”的金字招牌，捞个一官半职，或“下海”捞钱，都足可“颐养天年”。找他写回忆录的也大有人在，但他还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吗？生活在一个谎言王国里，说真话又是罪不容诛的。他唯有“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毅然奋笔直书，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天高皇帝远”，他可以讲真话了，把真人真事和盘托出，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渲染，驱散了流言的迷雾，给世人留下一部翔实可信的史书。而且，书中有书，和令人发指的毛史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廿二年”催人泪下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官方斥之为“造谣污蔑”，无非因为它揭开了他们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画皮，倒是从反面证实了它的价值。

---从回归到不归——李志绥的心路历程
作者：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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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7T23:23:52+01:00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摘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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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6T05:15:38+01:00

秦光耀：江青用飞机运些啥
2008年10月，一则“毛泽东专机珠海街头叫卖”的报道引人关注。该机系1969年空军进口的3架同型号飞机之一，供中共领导人专用。当时分配给毛泽东一架、林彪一架、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一架。后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毛泽东的身体等原因，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不允许毛泽东再乘坐飞机，这架飞机主要供江青使用。因此也称“江青专机”。

按规则政治局常委级别才可以有专机。江青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不配。别急，那时中国有规矩孩子工作可以顶替老爸。同理，妻子为啥就不能顶替老公的专机。江青爱看电影，曾调飞机运拷贝。维特克访华从北京去广州，也是她派的专机。

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对江青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性，了解颇深。近水楼台先得月，挨着江青才知道江青怎样用飞机运什么东西。

1971年2月，江青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千万别觉得这是“高射炮打蚊子”是小题大做。在中国政治第一，领导的吃喝拉撒一样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有什么不可以？

有长河一水博友写了《慈禧的影子和江青的内裤》讲了当年江青曾用飞机运内裤。作者称：我父亲就是当年广州市委的，参与接待的人就是他的同事。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受到质疑：江青即便再罪大恶极，但是，还不至于缺了某条内裤无法过夜。这样捕风捉影，瞄准一个逝者的下身编排故事抓人眼球，不仅操守有亏，而且不够厚道。胡说八道编新奇故事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本博秦全耀认为在四人帮时代体制不透明一切皆有可能，派专机运小物件不新鲜。早在七十年代我在总后工作时就有所明白，其腐败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百倍。

为什么只能运上衣，就不能运裤衩？问问卡扎菲，是不是裤衩成了“禁飞区”？还有一种可能，上衣是护身符，裤衩是遮羞布。江青也是人，也知耻，咋就不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裤衩说成内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两个女人显高贵。一个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她的衣橱中挂着5,000件裙子和3,500双鞋，一天换几次。再一个就是江青，很会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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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6T05:13:13+01:00

齐奥塞斯库狩猎时，总有一个指导员陪着他，此人枪法要好，以保证领导人不被猎物所伤。

齐奥塞斯库猎熊的时候，熊要事先被打上镇静剂，他一开枪，趴在草丛中的安全局神射手也会用安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步枪同时射击，以保证领袖每开一枪，都能奏响一次国歌以示对罗马尼亚第一神射手的庆祝和敬意。

齐奥塞斯库还在全国各县都至少有一个别墅、招待所或狩猎场。喜欢打猎的齐奥塞斯库经常把冬季狩猎作为接待来访外国首脑的一个项目，山区一些狩猎木屋因此成为接待贵宾的重要场所，也是总书记光顾得比较多的“行宫”。

有一件事说出来您别不信，本博秦全耀坚信不移，因为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创造一切人间奇迹。齐奥塞斯库有一条狗，昵称考布，知名度极高，连英国大使都认识，在罗马尼亚几乎家喻户晓，在公开场合人们一般称其为考布同志，以示尊敬。但这个尊称仍不能令齐奥塞斯库满意，同志相称，地位与臣民并列，有辱考布同志的高贵世家，于是齐奥塞斯库决定给自己的爱犬考布郑重授予陆军上校军衔，享受县团级待遇，从而使这条来自英国的拉布拉多猎犬成了世上乃至史上级别最高的狗官。

---无产阶级革命家齐奥塞斯库怎样打猎？
作者：秦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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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6T05:10:09+01:00

被共匪割舌枪杀的女演员卜琴父
卜琴父原名卜莘雲，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一年生於農村，，十八歲時曾在國民黨文工團的演劇隊工作過兩個月，後轉投中共賀龍的部隊，輾轉成為昆明軍區文工團的話劇團演員，丈夫是原籍廣東的馬漢昌，為昆明軍區歌舞團的首席大提琴手。導演王雲龍於一九五九年以十六歲之齡報考昆明軍區文工團當學員時，遇上時任文工團教員的卜琴父。卜的親切熱誠，及經常激勵學生奮發向上，令王雲龍留下深刻印象。

卜琴父在演技歌唱各方面都表現出色，唯因身形嬌小，無法在劇中擔任主要角色，但她依然敬業樂業，認真做好每個角色，又樂於助人，多次被文工團評為「三好團員」，曾與她共事的人都對她讚口不絕。現年八十歲的白樺在五十年代曾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他形容卜琴父為人單純正直，正因如此，才不知避險而犯險惹禍。

文革爆發後，卜琴父於一九六六年九月被捕，不久送入精神病院，昆明軍區直屬軍事法院在六八年以反革命罪，判處卜琴父有期徒刑十五年，開除軍籍，投入當地監獄。據悉因卜對文革十分反感，公然寫大字報指責中央政策失誤，反對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反對改組北京市委，為吳、楊獻珍和周揚鳴不平，又指姚文元是自動跳出來的反面教員，她還到話劇團專門張貼大字報的大禮堂，動手撕毀「革命群眾」的「革命大字報」，甚至揚言要把大字報房燒毀。

同期因反革命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昆明軍區文工團女團員還有當時團中的名演員鍾耀美和趙彥，二人飽受折磨，最終熬過文革的黑暗歲月。現時她們已年近九十，雖然往事不堪回首，仍勇敢地面對王雲龍的鏡頭，痛陳當時精神病院和監獄內的種種不人道慘況，包括脫光女犯人的衣服來羞辱她們、吊在樹上毒打、強迫犯人吞下令人神志不清的藥物、只供應報紙給女犯人當衛生巾使用。

雲南省公檢法軍管會於一九七零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卜琴父死刑，終年三十九歲。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和軍管會當年的聯合公報指：卜琴父，反動地主家庭出身，國民黨演劇隊隊員……猖狂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獄中大唱國民黨反動軍歌，氣焰特別囂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曾在大街遠處目睹卜琴父被押往刑場的王雲龍記得，當時卜的口中塞著滴著血的毛巾，他頓感震撼萬分。近年他多番追查，找到宣判大會上的工作人員，才知道卜琴父當年被拉進宣判會場時，最初還不清楚大難臨頭。當她知道自己快被槍決，就叫嚷起來，很快便有人衝上去捂住她的嘴，她拼命掙扎，有人指示士兵用手中的槍刺直捅她的嘴巴，絞斷她的舌頭，頓時，鮮血直冒，慘不忍睹，但卜仍在叫喊，有人就找來鐵絲勒住她的嘴，又有人找來一條白毛巾塞進她嘴裡，斷絕了她的聲音。那條毛巾很快就被鮮血浸透，她的頭則被死死地按在地上，宣判大會才得以順利進行。

直到一九八零年五月，卜琴父才得到平反，昆明軍區軍事法院宣告她無罪，恢復軍籍。可是她的遺屬僅收到一張「因公死亡」通知書。卜的獨子馬渝那年正在四川音樂學院唸書，他表示：「話劇團的人把關於撫恤金的文件拿給我，我一看寫著『因公死亡』，沒有寫『烈士』，也沒有『烈士證明書』，我就不簽字。」

之後，卜的遺屬，包括在她被捕不久便跟她離婚的丈夫馬漢昌，多次向文工團申訴，指卜琴父的事蹟較張志新的表現還站得高，應該追封烈士，並宣傳其事蹟，可是被昆明軍區政治部拒絕。一直想為母親討回公道的馬渝無奈地說：「軍區黨委一級、政治部黨委一級都沒有人幫著說話。張志新後台硬，有人說話才受到重視。母親明明是被槍決的，怎麼現在連怎樣死的都沒交待！實在太黑了！」

---作者：林淵

王云龙影片《还卜琴父以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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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6T05:02:52+01:00

为何中国没有二战老兵？

我们经常责骂日本人篡改侵华历史，可我们却不反思我们自己更多的篡改了抗战历史！一个连二战老兵都不承认的国家，一个其领导人口口声声感谢日本侵略并主动免除其战争赔款的国家，别人否认侵略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现在退休军人待遇分长征式、三八式、解放式三种，把其他党的二战老兵排除在外，后来甚至连参加朝战和对越反击战这两场不义之战也有待遇，这只能说明我们不是在为国，而是在为党！全世界参加二战的国家，至今只有中国没有二战老兵一说。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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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4T08:33:25+01:00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

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着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图：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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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风险最高的创业团队 @历史上的今天_： ...

2025-02-13T06:02:15+01:00

世上风险最高的创业团队
@历史上的今天_：
这十二位革命同志，活过1976年10月的只有陈云同志。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1938年9月底。延安桥儿沟。这次会议主席团12人：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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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3T03:11:43+01:00

秦城监狱的“女声独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唱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账，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

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

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

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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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2T21:21:17+01:00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
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万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裴毅然：延安情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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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2T00:44:38+01:00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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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1T06:39:44+01:00

在66年到67年文革最疯狂的年代，苏共上层讨论过文革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成了个领退休金的人，但他仍然关注文革。据他回忆，当时有人说中国的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可赫鲁晓夫指出，毛派当然会取胜。他提供的理由有三点：1）毛背后有强大的军队支持；2）毛派是一群“不讲任何道德的人”；3）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它们“不承认任何法律”。可以说，赫鲁晓夫讲的这三条是准确的，击中了要害。毛推动文革，主要就是靠这三条。他拉拢林彪，让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为自己所用。他用各种阴谋手段耍弄刘少奇，在他已经决定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之时，在67年1月13日约刘少奇见面，假惺惺地让刘少奇去读狄德罗的《人是机器》。刘少奇提出要回老家种地，他一言不发，只是让刘少奇“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其实他的爪牙江青等，已经开始安排红卫兵残酷斗争刘少奇了。刘少奇拿出宪法要求人身保护时，不过受到了嘲笑，这位国家主席这会儿才明白，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一言中的，肯定是因为他亲身经受了斯大林的凶残阴险，也知道这三条方法好用。在后来他夺取权力，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他也熟练地用了这个方法。

这也难怪，在斯大林身边几十年，能活下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后来，当文革开始后，他一下子就从毛的做法中证实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和斯大林一样，毛把一切成绩归自己一切错误归别人，而且从来不真正反省自己，一旦听到一点反对意见，一定是有人搞阴谋，要反对他，疑心病到了极点，基本上是受迫害妄想狂。第二，把自己变成神，赫鲁晓夫说，“毛打倒一切，以便把国家引向尊他为神的境地。他这样做使我联想起我国从前在会场上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体起立拍手，就像在教堂里提到上帝时人们在胸前划十字一样”。他以为全国人人背毛语录，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尊严的贬损。在二十世纪，人类已经登上月球了，居然让一国人相信迷信咒语。第三，毛让自己老婆主管文艺，结果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受到“无尽无休的、闻所未闻的、无法容忍的凌辱”。第四，让青年人用棍棒维持学校的秩序，用棍棒来确定应该如何讲授科学原理。赫鲁晓夫提到沙皇时代把人绑在柱子上侮辱的刑法，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受过这种刑法，而现在在中国，由青年学生来做这种事。

---赫鲁晓夫看文革
作者：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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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0T02:39:42+01:00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毛泽东：“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作者：史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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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4T00:52:05+01:00

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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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4T00:46:30+01:00

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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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4T00:45:25+01:00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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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2025-02-03T18:58:57+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3se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

我用的freefrom，我看图像存储在storj。

2025-02-03T05:08:31+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8sv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用的freefrom，我看图像存储在sto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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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2T17:24:20+01:00

这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的贴只要有图就贴不出来。以前发的贴图也不见了，近期发的贴虽然有图，但清除缓存后也不见了。好像是后台的图像存储服务停止工作了，而这个后台数据服务器是自动分配的，看来这个protocol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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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23:19+01:00

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清楚，很显然，毛早就希望他的人民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领导人，而且把他看成是上帝。他出版了自己的言论摘录并且把它们宣布为人人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戒律。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我在收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语录。在20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表面，怎么可能一个国家还会相信巫医和不可思议的怪诞偶像呢？中国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医生只要记住毛的话就能治好病人吗？

—《赫鲁晓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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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20:38+01:00

北京城墙
1958年1月，毛泽东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北京拆牌楼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他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同年3月，他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向天津和上海看齐”。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几乎全部消失。据载，彭真曾“开导”梁思成：“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张东园：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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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19:02+01:00

汉奸
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日方代表签约，获日本政府五百亿日元贷款，合六亿四千万美元。到2009年止，中国总共获得日本政府三百六十亿美元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时谷牧的老母亲从电视上看到儿子签约的新闻，拿拐棍敲着地板大骂：“汉奸！汉奸！”

61年 1月24日毛泽东会见黑田寿男时说：“ 日本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没有日本侵略, 我们现在还在山里 ,就不能来北京看京剧了。正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为解放战争创造胜利的条件. 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 ,我到想感谢日本皇军。”

图：1955 年 10 月，久原房之助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廖承志举行会谈。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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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16:02+01:00

三峡出事要铸三个历史罪人跪像

李锐：别提了，最近找我的人多，都是为了三峡。温家宝五月十八日开会，提出三峡有问题了。三峡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水库各县的泥石流、山洪问题，泥沙淤泥巴等问题，以及对下流的影响等，过去论证时，反对者都再三提出过。对长江河床的变动和影响等，过去也都关心过，下游几个大湖出现的干涸等，是否有关？

裴毅然（插话）：最近报道沉入水底三百三十年的江苏盱眙洪泽湖西岸明祖陵旱露，洪湖等湖泊比历史同期减少四成水量，上千座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鄱阳湖水量为历史同期均值的百分之十三。

李锐：水利大专家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记得他说的愤慨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钱正英，两边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五个儿女都被打成右派。

裴毅然：让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则历史笑话。这种需要高度专业基础为判断前提的活儿，怎么能让一大帮外行来搞最高决策的投票呢？

李锐：当时发给人大代表的都是赞成三峡工程一方的材料，负面意见一律隐匿，不提供。大会投票时，不让反对的人发言；投反对和弃权票的人八百多，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知道最后决策人邓小平也有责任。他去三峡，陪他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负责人林一山的秘书，对他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邓小平听进去了，他是四川人嘛，便坚决主张修。其实南京和武汉长江大桥都只能通过五千吨的轮船，于是后来将万吨轮船改为“万吨船队”，这真可以当笑话了。

---李锐谈中国革命、毛泽东、三峡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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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09:43+01:00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西安也受到严重威胁。淤沙问题日渐严重。从1972年起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则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的分析和预见都一一验证了。

1962年3月，水利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将三门峡水库的运作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尽管泥沙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三门峡工程被迫进行多次改建。

改建后的三门峡，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并无太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的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然而，更为悲惨的是，正是由于三门峡工程，在其建成后的40多年里几十万人口被迫离开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徙几十次，最终生活是一贫如洗。后来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曾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如打开一个底孔需1000万元）和因之受灾地区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因为毛的“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如果拿这些钱购买粮食，或许就不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了吧。

---三门峡工程上马后带来的灾难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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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21:05:18+01:00

革命运动，剥夺了她的暗恋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进行时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不知道你中意的人明天是不是被整肃的敌人。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是一起被整肃毁了一生，就是面临揭发批判对方的特殊压力。我就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遭遇了古代爱情小说中都设想不到的困扰。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那是1967年春天。

我们学校只分到了一个中专师范学生，姓杨。工人出身，团员。因为消瘦，她个子显得比较高，短发，牙齿有点龅，全身罩在褪色的军装里，如果从背后看，你不会以为是个18岁的大姑娘。

我当时是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其实只上过一年中专师范就赶上文革了，干不了班主任的工作，革委会就叫她给我当副手，两个人搞一个班。我很高兴，私心是我可以把语文课推给她，我只教少一些政治色彩的算术。她倒还认真备课，和我相安无事。那时课不多，一天就两堂，复课全在上午，下午是闹革命，即：学“毛选”和搞大批判。

很快我就出事了，进了牛棚，被老师和学生揭发批判。

一天，我被带回原来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接受揭发批判。会议室由杨老师主持。她的发言声嘶力竭，有一股仇恨的意味。在她的控制下，班长，一个10岁的女孩指控我在课堂上把毛主席语录愤然扔到了地上，又上去狠狠跺了一脚。这简直太离奇了，要知道，当时这样做，学生会马上跑到军宣队揭发；而且敢这样干的人是会被枪毙的。

我当然否认，说：“班上那么多革命小将，谁看见了？”不料，一排革命小将，全是我当年选择的班干部，齐齐地站起来，手捧毛泽东语录异口同声说：“我们看见了！”我顿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从那之后，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被自己班的学生反复批判，多到几十次。我无法承认指控，但我很害怕，因为有这样多的学生做目击证人。我只好承认是语录掉在地上，我没看见踩了。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后来没有作为我的罪行。我想也许是同事、军代表、工宣队全认为太离奇不可信吧。

到我恢复了自由，当时叫“解放”了。我在下班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了杨老师。她尴尬地打了个招呼，就匆匆下车了。我不解地问我的朋友董老师：“我没有得罪她呀，为什么她对我那么狠？”董老师笑了：“她爱上了你呀！她曾在办公室和大家说她睡不着觉，老想你。哪知这话说出来没有一个月，你就被揪了出来。”

原来她是为了避嫌才对我那么狠。这可真是爱死我了。不过想想，她当时才20岁，还是个孩子，革命就恐怖地剥夺了她的暗恋，所以我并不怪她。

图：文革中我的小学教师工作证

---作者：潘士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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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05:23:29+01:00

太祖与亲密战友
1953年毛泽东对高岗说：“我今年已过花甲，医生要我少管事，多休息。我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课题，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第一线的工作，就由你们年轻同志多负担一些。你比我整整小一轮，比少奇、恩来小七岁。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高岗信以为真。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后来向刘少奇发难。

1957年3月，毛泽东拉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的手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真是应有尽有。编排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3个月后，毛泽东亲笔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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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05:21:15+01:00

太祖与女青年
文革后期，连江青见毛泽东也很难，但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女兵，有毛泽东身边的女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一般都答应见。她们可以顺利地出入中南海，为毛唱歌唱戏，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还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空政歌舞团一女兵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还替她还了债。

毛泽东喜欢红色。孟锦云穿米黄色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毛看到她穿了红色凡尔丁连衣裙，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孟锦云和张玉凤理发，问毛理成什么样好，毛说：“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北京饭店烫发，毛十分不快，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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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05:20:01+01:00

林彪四虎将（黄吴李邱）均留下回忆录，邱会作（1914～2002）文化程度较高，回忆录质量最高，透露不少重要细节，，邱会作还透露提议将瞿秋白骸骨移出八宝山的是周恩来，因为〈多余的话〉证明瞿是叛徒。

“九大”前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大家先到要久等江青，她入场时，全体起立迎接；江青座位在正中主持人位置，周恩来挨着坐一旁；开会前，周恩来总要恭问：“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若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会上如有人提一句不同意见，江青要反驳十句，还经常恶语伤人。邱会作：“周恩来在碰头会里可怜的样子叫人看不下去，我都为他感到心寒。”邱会作十分欣赏一位党史专家对文革时期毛周关系的概括：“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不点头，什么事也不能办；而没有周恩来，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周恩来对江青的卑躬屈膝，也说明毛共的封建肉身。一场脱离民主自由的“革命”，兜来转去，封建幽灵披红袍而还阳，这场“天翻地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周恩来杯掷陆定一——严慰冰信案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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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05:15:39+01:00

文革期间云南通海灾区“三不要”，堵住外部救援
1970年1月5日，位于蛾山、曲江之间的通海发生7.7级地震。受灾区有建水、蛾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资料显示，倒塌房屋338456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灾区总人口的1.3%，其中90%为农民，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区内老、旧公路、桥梁破坏较重。有30余处较大规模的山崩，毁坏农田、水渠、公路。地面滑坡或裂或崩，陵谷纵横，局部地陷达6—8米。

中央于震后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灾区人民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在此种思潮下，直接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几乎不被接收。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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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9T05:08:56+01:00

“我能骗得了邓小平？”
姚监复对记者回忆，“我曾经在探望被软禁中的赵紫阳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学潮中是不是陈希同、李锡铭他们合伙欺骗了邓小平，所以邓才决定戒严？赵紫阳当时回答我说：如果邓小平能被他们这些人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我去年见陈希同的时候，就向他转述了赵紫阳的这句话。这句话说到陈希同心里去了！他一拍大腿：对呀！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像我这样的人能骗过了邓小平，那岂不是贬低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昏君、庸君了嘛！”

姚监复获得了陈希同的信任，陈希同同意谈出自己的经历和许多想法，由姚监复记录整理。据姚监复看来，陈希同并没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责任的想法，他说“我做了‘六四’的报告，是上面让我做，我就做，我承担责任”。陈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鹏日记”中说他是“北京戒严部总指挥”，他说自己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作为“六四”当事人之一，尽可能将他认为的历史事实讲出来，讲清楚，然后由读者判断是否真实，是否可信，该如何评价，“我赞成他这种态度”。

陈希同在《亲述》中，对判决书加给他的几乎所有罪状都给予反驳，他说：“陈良宇认罪，我不认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后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错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如果邓小平能被骗，就不是邓小平了！
作者：高伐林

图：新加坡漫画师笔下的坦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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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4:03:10+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ctv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66年5月4～2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五·一六通知〉。会议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严慰冰信案”侦破情况。严慰冰乃中宣部长、政治局候委陆定一之妻，周恩来在会上厉声质问陆定一是否知情，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一边说一边抓起面茶杯掷砸陆定一。邱会作说这是他所知的周恩来惟一一次当众失态。代总长杨成武走到陆定一跟前：“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一边还将拳头伸到陆眼皮底下：“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杯掷陆定一——严慰冰信案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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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4:02:05+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ctv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瞎评：
林彪拍桌质问：“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这里是给林副主席留情面了。
林彪原话是：“你们两口子天天在一张床上操逼，能不知道吗？老子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可是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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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4:01:16+01:00

严慰冰信案

此案1966年初震动中共高层。1960～1966年1月，中共领导人及林彪一家，不时接到匿名信，揭发叶群历史与生活问题，如婚前风流绯闻、生活上资产阶级倾向、冷遇林彪前妻孩子……，前后五十余封，90%写给叶群，其中一封最恶毒的寄给上海市长曹荻秋转林彪，内容为一首“1～10”打油诗：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晋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林彪为鄂人），十殿阎罗把魂招。

署名：基督山。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特意宣读医生证明：叶群与自己结婚前是处女。会上，陆定一说自己不知情，林彪拍桌质问：“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③]

几十封匿名信有些还用明信片，等于“公开信”了。林彪一家长年不安。邱会作：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

匿名信作者严慰冰（1918～1986），在延安就看不惯叶群一些做派，加上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1960年代初大饥饿，中共领导人伙食标准减为每月三斤肉、十余公斤粮食，叶群还在用牛奶洗脸。随着林彪职务步步高升，叶群的级别也跳跃式攀升，当上林办主任。严慰冰不服气，开始写匿名信方式揭发叶群，一封封投送高层领导人的同时，必投林家，每次弄得林家阵阵惊悸，林、叶恨得直咬牙。但苦于当年破案能力低下，一直找不到作案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只能一次次向林总示歉。

信案破获，竟是严慰冰“自投罗网”。1966年初，严慰冰上王府井购物，钱包被偷，她找到商楼经理，对方得知中宣部长陆定一夫人，便告诉他对面98号设有一家专门为出国人员和首长家属服务的内部门巿部，她可上那儿购物。严慰冰一进98号，迎面与人撞一满怀，踩了对方的脚，那人尖嗓嚷起来：“你没有长眼睛吗？”严慰冰回了一句：“我没看见”，刚想道歉，一看是叶群！叶群摆出贵夫人派头，说了很多盛气凌人的话，严慰冰忍不住回敬：“你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知道谁！”

严慰冰一气之下找到总政领导，反映叶群仗势欺人的言行。这位领导乃江西人，严慰冰讲上海方言，这位领导都听不懂，要她写下经过。事后，这位领导拿着去找林彪。林彪一看，字迹眼熟，马上想到匿名信。经公安部笔迹查对，判定匿名信作者为严慰冰，以“现反”逮捕，株连陆定一，理所当然怀疑陆为“黑后台”。陆定一为包庇老婆，逼迫中央保健局长史书翰给严慰冰出具精神病伪证，史书翰为此含冤而死。

---周恩来杯掷陆定一——严慰冰信案
作者：裴毅然

图：陆定一严慰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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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3:42:11+01:00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的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

---文革歌曲是制造仇恨的病态花朵
作者：贺卫方

图：杨子荣和小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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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3:40:23+01:00

“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

地主、富农、反革命都好理解，唯坏分子让人不解。其实，与反革命的敌视社会主义不同，坏分子主要是指男女生活问题。文革时批判女流氓时给脖子上挂双破鞋，那就是坏分子。

1965年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中共青海省长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坏分子就是这么来的。

一旦成为“坏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决不放过你。轻者单位批斗，重者判刑劳教。最有意思的是“坏分子”们写的检查，必须老老实实如实交待，不但定位准确，而且表达的淋漓尽致，不堪入目。老秦说虽然事隔了好几十年，可一读起来，比毛片还黄，是不是也有看了“毛片”的味道？

---文革时坏分子是怎样交待耍流氓
作者：秦全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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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8T03:35:56+01:00

1966年8 月24日，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在东单三条“斗争”了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的八名外国修女（见照片）。这是在修女会门前的台阶上，只看见修女的白色袍子和头巾却看不到她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被迫弯腰90度作“认罪”姿势。他们随即被驱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们在北京为外交官子女办学校，却被指控为进行 “反革命活动”。她们是文革前北京最后的既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不是外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的外国人。《人民日报》赞扬了红卫兵的这一行动。一名当时初中二年级（北京第二中学）的受访者说，他没有去抄修女会，但是吃到了同学从修女那里抄来的巧克力糖。
（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标题是《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在远离北京上海的西藏拉萨，也并不在时间上滞后多少。8月24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开始破坏寺庙，包括著名的“大昭寺”。红卫兵砸坏寺庙建筑和佛像，焚烧佛教典籍。像北京一样，拉萨红卫兵也对“阶级敌人”实行“斗争”和“游街”，其中包括僧侣。据有关资料，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庙到1976年剩下了八座。（《杀劫》，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作者：泽仁多吉，唯色）

---文革“斗争会”
文/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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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7T05:10:38+01:00

胡平：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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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7T05:07:21+01:00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７８７－７９２）

---“或毁或誉任人评”——读《李作鹏回忆录》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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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7T04:59:53+01:00

一张拍摄于1943年的毛泽东“老照片”，拍摄者为江青……这些幕后故事，首次在《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中披露。

这是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五天行程中在炮兵团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毛主席上衣右边的口袋里，竟有半只吃剩下的烧鸡。”

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宋老迄今90多岁了，去年我们编撰这本书时，他才第一次对外人讲起这些细节。”

---老照片：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上衣口袋有半只烧鸡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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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23:49:35+01:00

陈云：毛泽东吃鸡是革命任务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
当时，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司马璐也坐在下面听。当时，司马璐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司马璐年纪略长的官员从他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据司马璐后来说，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党员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他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了。

---原文出自：老年日报 2007年6月5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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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01:20:03+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hy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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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己属难得。
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
两种回忆录，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后者。过去常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况且，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曾经反复交待，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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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01:17:35+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hy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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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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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01:13:24+01:00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

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丁东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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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01:05:35+01:00

In reply to nevent1q…m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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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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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6T01:02:13+01:00

杨继绳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延续了十年，造反派活跃的时间不过一两年而已。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他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度被他利用的造反者便卸磨杀驴。他不再容忍自下而上的力量横冲直闯，依靠军队，重建秩序。文革的中后期，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1975年的整顿，造反派受到不同名目的审查。毛泽东去世后，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四人帮”，到邓小平主导的整党、清理“三种人”，造反派受到进一步清算。

---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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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5T06:27:40+01:00

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
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

---骇人听闻文革中女班长割五男生殖器泡酒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作者：晏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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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5T06:25:37+01:00

他（沙青）在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了一段甘肃通谓“人吃人”的故事：

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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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5T06:23:24+01:00

姚文元说他的鸡是“黑鸡”
这位画了一辈子鸡的画家，做梦也没想到，他笔下那些活蹦乱跳的公鸡，居然被姚文元指控为“黒画”，是怀有刻骨仇恨的公然反对社会主义的公鸡。

姚文元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蛮不讲理地指控南京著名画家陈大羽，说他的一幅花鸟画《迎春》，是在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春天。姚文元分析说：“在这幅画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地方报纸迎合姚文元，也加入批判陈大羽的行列，说他画的公鸡是和赫鲁晓夫串通一气，因为赫鲁晓夫曾经攻击中国为“好斗的公鸡”，两者相互呼应，都是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

---作者：徐敏

图：陈大羽笔下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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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5T06:22:23+01:00

全民大炼钢的小火花
党号召开展群众性大炼钢铁时，我正在大学里读书，当时自己很兴奋，觉得大搞群众运动快速赶超英国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让我们不懂炼钢的人来炼钢，怎么炼，能炼出来吗？是让我们去炼钢厂帮忙，还是把我们集训一下，去办个小厂炼钢？都不是。硬是让群众白手起家，自己想办法炼出钢来。尽管我心中牢记了“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但心里还是存有疑虑，觉得把炼钢看得太简单了，哪能人人都能炼钢呢？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遏制，记得我们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在一次动员大炼钢铁的会上曾说：“连市里的老太太都能在地上挖个坑炼出钢来，我们这些大学生怎么就炼不出钢来？这就是思想没解放，怀疑党的群众路线！”于是我和同学们赶快解除疑虑，按照党的指示，开动脑筋想办法去炼钢了。

我是我班的生活委员，劳动的事也归我管。我组织同学们找来了炼钢的材料和燃料，参观、学习了先行者是如何炼钢的，摸索出了炼土钢的办法。同学们搞来了不少废钢烂铁、木材和煤炭，建起了鸡窝式的三膛反射炉，也真的炼出了钢，锤成了钢锭，当时是很高兴的。没几天，废钢破铁没了，就把一些钢铁的成品，如：做饭的大铁锅、铁器物等，都拿来炼钢了。我班同学用架子车，从农村拉来不少农家用的大铁锅，都是好好的，因为当时农民都吃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自家的锅就不用了，动员他们献出来支援全民大炼钢。

为了炼钢，我曾砸过几十口锅。那些天夜里（那时我们每日白天上课只能夜里炼钢），我的工作就是用大铁锤把扣在地上的大铁锅，不顾震得手痛手麻，砸得七零八碎，然后让女同学用小锤把我砸的碎片敲成更小的块儿，再送到鸡窝炉内烧化炼成钢。实际上很难烧化，只是把小铁块们烧红，就让另几个男同学像铁匠一样把那些红红的小铁块们锤成一坨长方体，有婴儿枕头那么大，即所谓的钢锭。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

尚需提到的是，在有了铁锅作炼钢原料时，我班的钢产量明显的提高了，但是和高年级比还差得多，我去看了其他班的钢锭堆积情况，不见得比我们多，怎么炼钢成绩就比我们高呢？这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你要从钢产量的估报上作文章。我回想了一下，在开始炼钢前，打擂比武定指标时我就犯了思想保守的毛病，团支书说一定要往高里报，不能比别的班低，越高越好，事后不会有人检查是否达到，主要是造声势，激发大家积极性，让大家鼓足干劲。于是我懂了，我班所报的钢产量也上去了。炼钢的同时，人也得到了锻炼，有时夜里苦战一通宵，白天还得照常上课，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那时总说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必须好好改造。可是，经历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还是想得很多，心中还是纳闷，我们炼钢是为了什么，将已是成品的有用的金属器物毁掉再返回去炼钢，这纯粹是为了炼钢而炼钢，是糟蹋东西！我和同学们把那么多完好的大铁锅都敲成碎块，又费时费力费燃料把它们烧红锤成莫名其妙的非钢非铁非渣的坨坨，这算啥事？那么全民的大炼钢究竟怎么样呢？中国有句老话：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知道了我们大学生怎样弄出来亮丽的小火花和钢产量，我认为也可以推测出全貌。

1961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在离校的前一天，我留恋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看到我们炼的土钢锭锈迹斑斑还堆放在教学楼后面继续生锈，我的心中说不出是啥滋味。

---作者：春之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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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5T06:12:32+01:00

大跃进中安徽官场，是几近集体沉沦了。高指标，高征购，放什么粮食高产卫星，全国皆是，安徽尤甚；乱挖土水库，曾希圣鼓吹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夸奖，结果是耗尽了饥饿中农民体力，很多人倒地成饿殍！

曾希圣受到毛的宠信，在安徽奉行极左路线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安徽民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以曾希圣黄岩桂林栖为首的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对如此悲惨现实，不仅熟视无睹，反而大肆挥霍仅有的民脂民膏，骄奢淫逸。大兴楼堂馆所，尽情享受。甚至在贫困的大别山深山的岳西县西关小镇，为常委们每人盖了一栋别墅，还为毛泽东盖了一座大别墅。

真正的一边是饥民哀嚎，粒米如珠，饿殍遍野；一边是酒食征逐，荒淫无度，恬不知耻！面对安徽如此惨烈不堪的现实，连极左派大将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严词批示说：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茆家升

图：曾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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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26:37+01:00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

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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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25:30+01:00

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无为天堂梦》）中摘录的。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

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

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
，，，，，，

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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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13:37+01:00

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忆录》，应为正史。

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

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

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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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12:30+01:00

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
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两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

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

斜挎“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

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

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献忠书”。

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

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

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工宣队黑脸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让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人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了，伤脱了！”（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

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时，我已没有悲伤。

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

那时，我已18岁。

---作者：柳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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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09:54+01:00

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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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4T12:08:07+01:00

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百年真相》节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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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23T08:42:40+01:00

黄章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安妇（瞎评：标题似不妥，应为“共产征女配妻”）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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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6T09:23:04+01:00

毛人品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
李锐：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毛泽东的事儿。去世的诗人萧三，原来也住在这幢楼里，我们之间有接触，他说毛泽东是×××，很难听。杨开慧的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时发现了，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有些要害话被删去，如说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她的哥哥杨开智，一九二九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省长何键为报仇，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易礼容这个人知道嘛？易礼容同我谈过杨开慧临刑前押在人力车里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呵！毛泽东一生好动喜斗，人品坏，我最近有一首打油诗，......最后两句是：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全由他。

毛泽东培养的是奴才，尤其是林彪这样的奴才，人才根本就不要，只要听话的，不要会思考的，逆淘汰呵！真是频频运动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李锐谈毛泽东：“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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