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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九评共产党》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前言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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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为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
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全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全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
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一）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
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相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它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头版）
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04年7月12日头版）
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
（二）“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的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

（大纪元配图）
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
“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它的逻辑来思考问题。
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
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
（三）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

（大纪元配图）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2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它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GDP产值占全世界的27%；民国11年时，GDP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还不到4%。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大纪元配图）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相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大纪元配图）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
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
英文杂志《中国聚焦》（ChinaScope）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萨斯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萨斯病的报导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4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萨斯病的报导。从这些报导中，作者了解到萨斯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导，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

（大纪元配图）
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
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一）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做主”的人民却毫无做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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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2004年11月23日第九版）
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
江泽民曾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
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
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
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
利用“言论宽松”假相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相。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它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它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它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京。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
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一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
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它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它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
（二）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
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撕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两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

（大纪元配图）
1）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
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
2）“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
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
3）“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
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份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
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三）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
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
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它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
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
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它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

（大纪元配图）
（四）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地镇压
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可以赏赐一点点。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覆覆，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份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导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辅以适当报导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
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一）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
“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藉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
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大纪元配图）
在其它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炒“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
（二）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
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它的道德约束；它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它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
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三）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

（大纪元配图）
中共一向宣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
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
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
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作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
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导（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
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份子，乘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
（四）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
“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它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它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
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覆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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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
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赛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域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
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做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
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
（五）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
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六）“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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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它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
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机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用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
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它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
（七）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钮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
（八）耍“平反”诡计，把罪行变成“伟绩”
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它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它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5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式、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记者和刘思影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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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20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
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它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地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它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它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它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它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它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它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它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它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
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它就把谎越来越大地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炼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覆无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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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覆无常，瞒天过海
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
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
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
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它那个党，它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它当权，它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辩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
（二）“中国特色”的流氓党
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像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
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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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
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急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基本的信任。
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地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地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自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
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相，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人类的机会。
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
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它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
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相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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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乘机坐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
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它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它的歪理，并成为了它的一部份，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转载《九评共产党》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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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份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份。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份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份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份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大纪元配图）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 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大纪元配图）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大纪元配图）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大纪元配图）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政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大纪元配图）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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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大纪元配图）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份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份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大纪元配图）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份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