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过去，却能够帮助后来者理解过去；它不能阻止悲剧曾经发生，却可以提醒后来的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转载主持人、作家应帆与《红黑时代》作者之光女士的精彩对话，与读者共同分享这场关于文学、历史与人性的深度交流。论血脉与“红旗下的蛋”
应帆问：之光女士，您是哪里人？之光回答：
按中国说法——论祖籍，我是山东文登人；按美国说法 ——论出生地，我是天津人。但只要我一开口说话，人们就会问我，你是东北人吧？我会点头称是。应帆问：您喜欢说自己是一只“红旗下的蛋”。这句话背后有什么含义？之光回答：首先，我确实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更重要的含义是：我们这一代人，是被革命思想孵化出来的一代。很多思想和行为，并非出于天性，而是出于长期灌输的结果。我们每天读的是革命书籍，唱的是革命歌曲。有些歌词我现在还记得，比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但当时我们都真诚地接受了。我们已经成为从里到外的红色政治动物。
暮年的使命与历史的审视
应帆问：您为何在已经功成名就后，近70岁时，却对写作情有独钟？又为什么首先选择写一部以文革为核心，在大陆大概率难以出版的小说？之光回答：是的，我提笔前就清楚在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但我们老三届是文革中最年轻的红卫兵，如今全都步入了暮年。留在国内的人写不了，出来的留学生大多学的是理工科，真正愿意书写的人并不多。这样一算计，我反而有了一种使命感。把这段历史写下来，是希望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最好永远史无后例。应帆问：写完这本书后，您自己和过去的认知有什么变化？之光回答：变化非常大。我们这一代是“红旗下的蛋” ，脑子里装满了革命的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到底是集体主义对？还是个人主义对？作为作者，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文笔，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作家不仅要描摹生活，更要叩问时代、追寻根源。我很喜欢这种叩问，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但这种审视，需要大量阅读作为基础，有一些书确实改变了我的价值观。首先是安．兰德写的《源泉》。读完之后，我最大的的愿望就是：如果真有来生，我希望成为洛克那样的人，他拥有独立的人格，而这种人格，在我们那个集体主义社会几乎不可能出现，我真的很羡慕他，没有被孵化。还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它消除了我对个人主义的偏见，让我理解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走不通。《红黑时代》的选材，就是建立在我出国后形成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其实选材就是对生活的提炼，我所有的选材都是为了照见那个时代。虚构与非虚构的艺术融合
应帆问：《红黑时代》如何把非虚构内容艺术化成一部虚构类小说？小说中的虚构与非虚构，是怎样融合在一起的？为什么选择用小说的形式记录这段历史？之光回答：我认为只有小说可以把我经历过的分散的人和事凝集一起，不但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可以告诉为什么发生。我举一例说明：几千年农民种地都是自己根据节气及自身经验来播种和收割，但当农民的土地归为人民公社所有后，农民就要听从公社领导来指挥。我在写第35章《上逆天时，下悖民意》时，我用“三个不过一 ”的指示来说明权力社会下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只能走向失败。公社领导按照公历制定了“三个不过一 ”的指示，即四月一日必须育苗，六月一日必须插秧，十月一日必须收割。这一指示是真实不虚的事实，但章节里所有的情节都是虚构的，我是这样写的：
到了地里，天刚朦朦亮。大家纷纷在地头坐下，一是歇息，一是听生产队长布置任务。
还没等队长说话，队长的叔叔指着眼前微微发黄的稻田就嚷嚷起来：「你这是咋搞的啊？咋越干越回陷了呐？这稻子顶多够个八成熟，怎么就要开镰割啦？」
「不是我『回陷』，这是上级指示——十月一日必须开割。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的地，这块地算是成色最好的了。」生产队长的两道眉毛恨不得拧在一起，心疼地说着。
「听他们的干啥？咱们农民是靠节气种地的，打不出粮来，他们给补么？还不是我们自己担着！」大家不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流露出对这话的赞许。
看得出，生产队长希望有个人站出来说这句话。对过眼神，队长的叔叔心知肚明。他朝大伙儿一挥手，大胆地说：「大家坐一会就回家，等稻子熟透了再来割。就不信他公社领导还下来检查。」
生产队长站起身来，一边找人，一边嘟噥：「咋能说公社领导不知道呢？咱这不还有大队政治指导员嘛！」他看到了杨占勇，问：「杨占勇，你表个态，割还是不割？」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杨占勇身上，杨毫不犹疑地说：
「上级指示雷打不动！」。
「什么叫雷打不动，你说明白点。」
「就是执行公社『三个不过一』的指示，不能打折扣啊！」
生产队长压着火说：「听不懂，你就说是割还是不割？」
杨占勇坚持道：「割啊！必须得割！」
生产队长转身对他叔叔，也是对大家，说：「明白是不是我回陷了吧？」然后，气冲冲地冲着大家喊道：「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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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一幕是虚构的，因为我理解农民心中的纠结、无奈，甚至软弱。我把我理解的写出来，我认为它更真实，更接近农民的本性——生产队长又要保住粮食不损失，又不敢违抗领导，想让知青杨占勇担责任。而造反派杨占勇也实在太嫩…… 一段荒谬的不能再荒谬的事实变成场景时，不用作者说话，大家直接明白谁在计划？计划为什么导致失败。尽管《红黑时代》的引子及前五章全部是虚构的，但它却最真实的反映着历史。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绝对权力的产物，而绝对权力是建立在反右运动的成功。因此《红黑时代》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写的，那时我才七八岁。但我的同学、闺蜜中不乏右派的爸爸，尔娟就是其中一位。尔娟大部分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她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例如她报考艺术团体是我二哥的经历，她弟弟自杀事件是我另一个朋友的弟弟的真事，…… 最后一章《处女血》，全部是虚构的。一是为了与小说的开头《一封绝交信》相呼应，一是对第19章《尔娟遭谤》的一个交代。事实上，这两章，我的所知只限传闻——尔娟的继父睡了尔娟，另外我只知新婚之夜，尔娟的丈夫确实把尔娟的处女血放在瓶子里保存。其余的虚构情节是为了让读者走进尔娟的生命，去经历尔娟所遭遇的不公，最终明白尔娟告别祖国、并与所有发小绝交的心理逻辑。版本的迭代：直面“群体的狂热”
应帆问：这部小说是您年近70开始写作的，并从最初的十万字扩充到如今的十五万字版本。中间这些修改，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之光回答：虽然《红黑时代的青春》已经于2020年1月在美国出版，但我对文革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我仍然在不断地叩问那个时代。我发现，很多人对文革的批判都集中在发动者及追随者身上，其实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暴民。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绝对的权力与暴民的上下合力造成的。因此，再版时，新增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这部分。文革前期本质上是一场群众运动，很多巨大的错误，都源于群体狂热。人们的情绪被调动到极点，没有理性思维，只有情绪思维。在一个符号化的社会，一个仇恨文化盛行的社会，群众最终光荣地沦为了暴民。所以在第二版中，我增加了大量关于文革初期的描写，包括我们——也包括我自己——是如何欢呼停课闹革命、废除考试制度。以及陈美云、李风杰、杨占勇等人成为红卫兵之后，为了表现革命，如何一步步告别善良，告别人性，最终成为暴民。直到今天，暴民依然是国家的敌人，只不过当年因为政治需要，他们以造反派的身份出现而受到时代追捧。鼎公的指点与创作的利弊
应帆问：海外华语文学大家王鼎钧先生对于您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鼓励。尤其提出“文学器官移植”说法，令人动容。能否分享一些您和鼎公关于这部小说创作的交流？之光回答：
鼎公对《红黑时代》的指导很具体的。一天，我正在中央公园散步，鼎公打来电话，没有寒暄，直接谈书。我赶紧找一僻静处坐下，认真听他讲。他说，：“你写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你的笔墨不够，要把它堆高。” 谈到大字报时，他又说：“文化大革命是从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一定要讲透，这是重点，要拉长”。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又提醒我：城里人变成乡下人，心理的变化会很大，要把这些细微处放大。二十多分钟的电话里，鼎公围绕我的初稿，一一指出哪些地方应该拉长，哪些地方应该放大，哪些地方必须堆高。从那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写长篇小说的三个要诀：拉长，放大，堆高。应帆问：七十岁开始写小说，而且如此投入。这个年龄创作小说，有什么优势和短处？之光回答：优势是故事多，短处是事故多。经历得多，有助于理解人性。尤其经商之后，商人之间几乎没有文人的含蓄和矜饰，你会赤裸裸地见到人性。而小说写的就是人性。短处自然是身体，腰刚治好，膝盖又出了问题。总之，身体会不断地给你出难题。女性成长、伤痕与“被读懂”的价值
应帆问：很多人认为，《红黑时代》也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作为女性作者，同时也是女主人公培敏精神原型的提供者，您创作时是否特别考虑过女性、成长、伤痕这些关键词？之光回答：没有特别去考虑。因为主人公就是女性，小说如何写，都是女性的成长及伤痕。譬如我用了很多笔墨描写乱伦谣言对尔娟的伤害，她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总能从人们的眼神中捕捉到对她的鄙视，直到全书的最后一章《处女血》，尔娟的丈夫把尔娟处女血放到透明的玻璃瓶中，向亲人展示。这一举动的背后是多少伤心的故事。应帆问：小说出版后，在北美文学界获得了广泛好评，阎连科先生评价它是一本“你读了不能不感慨万千的一本书” ，刘荒田先生说“读这本书，是反刍自己的人生” 。面对这些评价，尤其是“被读懂”，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之光回答：
刘荒田先生和我是同龄人，他的反应最强烈。写这本书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他买完书后找到我们，并为《红黑时代》写了序。这本书最早的名字是《红与黑时代的青春》，后来阎连科先生专门打电话建议，让把“与”字去掉。于是书名改为《红黑时代》。 “被读懂”是作者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看见那个时代。有一位80后的读者对我说：“阿姨，我从小到大一直听‘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但始终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看完您的书，我终于明白了。” 这句话让我觉得，写这本书是值得的。结局的设计与现实的边界感
应帆问：最后一个问题。《红黑时代》的结尾，尔娟追随爱情，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友谊，但是培敏没有，她甚至到美国还想寻找尔娟。我想问一下这么设计故事的走向，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实生活中，如果您就是培敏，后来在美国有没有重新遇见尔娟？之光回答：是的，我让尔娟和培敏最终都选择了出国，这是我对九十年代初出国潮的一种回应。最终，我想表达的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遗产——一种对命运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尔娟放弃了友谊是出于一种无奈及自我保护，尤其是她丈夫不想让妻子再生活在流言蜚语中。我刚到美国时，想寻找她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后来慢慢明白，友谊也需要边界感。边界感就是尊重。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尊重尔娟作出的决定。
【陈屹视线】
结语
回望这场对话，会发现它谈的并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话。
从“红旗下的蛋”，到不断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从亲历历史，到反思历史；从记录文革，到追问人性、权力、群体狂热与个人选择，之光女士始终没有停留在控诉或怀旧，而是在寻找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历史为什么会发生？普通人又为什么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也许，《红黑时代》最珍贵的地方，并不在于重现了多少历史事件，而在于它努力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思考、如何相信、如何恐惧，又如何一步步失去独立判断。当历史不再只是年份、口号和结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段段真实的处境，读者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也才能理解今天。
采访中，之光女士反复提到“叩问”二字。她引用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也坦言，真正需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价值观。正因为如此，《红黑时代》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关于记忆、反思与成长的精神记录。
七十岁开始写小说，对她而言，并不是一次迟来的文学尝试，而是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精神整理。她希望留下来的，不只是自己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生命经验，一段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被重复的历史。
或许，这正是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它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过去，却能够帮助后来者理解过去；它不能阻止悲剧曾经发生，却可以提醒后来的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当越来越多亲历那个时代的人渐渐老去，这样的书写显得尤为珍贵。因为真正值得留下的，不只是历史的答案，更是不断追问历史的勇气；不只是时代的记忆，更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愿每一位读者，在读完《红黑时代》之后，不只是看见一个时代，更能重新审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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