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个邪教黑帮组织是世界的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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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艺术篇
2018年06月20日 23:47 PDF版分享转发
来源: 大纪元作者: 《九评》编辑部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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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第十一章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传递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著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著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著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称：“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佛洛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1]孔子：《论语·八佾》。
[2]司马迁：《史记·乐书》。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37卷。
[4]Robert McKee，Story：Style，Structure，Substance，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7），129-130.
[5]Yingshou Xing，et al，“Mozart，Mozart Rhythm and Retrograde Mozart Effects：Evidences from Behaviours and Neurobiology Bases，”Scientific Reports Vol. 6，Article#：18744 （2016），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744.
[6]David A. Noebel，The Marxist Minstrels：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Tulsa，OK：America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1974），58-59.
[7]David Cloud，“Rock Music and Suicide，”Way of Life Literature，December 20,2000，https://www.wayoflife.org/reports/rock_music_and_suicide.html.
[8]Val Williams，“Leni Riefenstahl：Film-maker Who Became Notorious as Hitler’s Propagandist，”September 10,2003，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30045819/http://www.independent.co.uk/….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0]Rober Florczak，“Why Is Modern Art So Bad？”PragerU，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Herbert Marcuse，The 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2nd ed. （Boston：Beacon Press，1964）.
[12]“Gustave Courbet Quotes，”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Pablo Picasso，“Why I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L’Humanite，1944.
[14]Robert Hughes，The Shock of the New：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Its Dazzling Achievement，Its Fall （London：Knopf，1991），24.
[15]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in Robert Motherwell，ed.，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An Anthology，2nd ed.，（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89）.
[16]Michael Wing，“Of ‘-isms，’Institutions，and Radicals：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The Epoch Times，March 16,2017，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isms-institutions-and-radicals_2231016…..
[17]Katherine Brooks，“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Huffington Post，May 13,2014，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13/piss-christ-sale_n_5317545.html.
[18]Arnaud Hu，〈泛谈当今的美术〉，正见网，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19]“‘Baby-eating’Artist Sparks TV Row，”BBC News，December 30,2002，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614643.stm.
[20]“John William Godward：Biography，”Heritage Auctions.
[21]Walter Frisch，ed.，Schoenberg and His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94.
[22]Norman Lebrecht，“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The Lebrecht Weekly，July 8,2001，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Golan Gur，“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Search：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David A. Noebel，The Marxist Minstrels：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44-47.
[25]Jon Caramanica，“The Rowdy World of Rap’s New Underground，”New York Times，June 22,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2/arts/music/soundcloud-rap-lil-pump-sm….
[26]“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itics-and-dance/finding-a-political-voic….
[27]Michael Minnicino，“New Dark Age：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Fidelio Magazine，Volume 1，Number 1 （Winter 1992），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30]André Breton，“Manifesto of Surrealism，”https://www.tcf.ua.edu/Classes/Jbutler/T340/SurManifesto/ManifestoOfSurr….
[31]Allen Ginsberg，“America，”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9305/america-56d22b41f119f.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kykP4P2YT9wqAY2rbmOqtS5PgZgodl0d7TFnAiaD/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1__家庭篇_下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2018年05月30日 23:43 PDF版分享转发
来源:大纪元作者:《九评》编辑部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第七章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下）
目录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1）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鼓吹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变异家庭定义
3）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4）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5）鼓吹变异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
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上或能力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比如有的主张“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有的将男人视作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说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这样的主张并不鲜见：“结束婚姻体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11]；“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妇女的）选项”[12]；“不消灭婚姻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13]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变异人的观念，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美国学者修丽特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摧毁家庭。[14]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高达27%（是男性的3倍）。[15]这也不奇怪，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在1965年的美国5%的孩子由未婚妈妈生育。[27]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而2010年代未婚妈妈占生育率的40%。[28]从1965年到2012年，美国单亲家庭猛增1000万，从330万窜升至1千3百万。[29]虽然有些爸爸留下来同居或甚至结婚，但这些单身妈妈所生的子女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父亲给孩子带来与母亲互补而不同的角色。父亲给了男孩一个示范，让男孩懂得怎样成为男子汉，让女孩感受到女性应得到的尊重。
父亲不在身边对于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角色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学、辍学（比率高达71%）、过早性生活、淫乱、少女怀孕、参与帮派、犯罪入狱（85%的入狱少年家庭中没有父亲）、吸毒、流浪（90%离家流浪的孩子没有父亲）、有性虐待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总结青少年脱贫的三大要诀：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三是在21岁之前不要结婚和生孩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这三条去做的，只有2%的还处于贫困状态，75%的都变成了中产阶级。[31]换句话说，教育、就业、避免过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进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单身妈妈不得不依赖政府福利。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是女权主义所大力推动的福利政策鼓励更多单亲妈妈，甚至“惩罚”她们结婚组织家庭（结婚后获取的福利比两人同居要少，而交税更多），让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着帮助贫困家庭旗号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单亲家庭不断增多，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贫困，会更加依赖福利。[32]这个怪圈正迎合了邪灵想要的另一个目标：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变异文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显示，2000年，在25至34岁的人群中，已婚与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5%和34%。而到了2015年，两者的比例几乎掉了个个儿，变为40%和53%。美国年轻人很快就对婚姻敬而远之了。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轻人为何要结婚？[33]
在变异观念的驱使下，如今随意勾搭（hook-up）成为时髦的生活方式──性行为甚至和感情无关，当然更没有承诺和责任。最可怕的是，变异的文化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在多种性别身份中做选择：脸书网现在提供了近60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供用户选择。如果年轻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如何看待婚姻？邪灵从法律到社会观念重新定义了神设立的婚姻。
同性恋以及各种败坏的性行为在英文中本来是用“sodomy”描述，这个来自于《圣经》中的词原本是指因神愤怒而被毁灭的性乱城市所多玛。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警戒，那就是人类背离神的教诲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同性恋权利运动极力废除使用这个词语，改用原本表示快乐的词“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奸”原为对堕落性行为表鄙视的用词，但如今变成无关痛痒的“婚外性行为”、“同居”，霍桑的《红字》中红杏出墙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着头领取福利；“贞操”本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为“束缚自由”的可笑观念。
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暴政之下，同性恋、性道德的是非对错是不能触及的话题，人们唯一的选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如此，这逐渐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和传统道德脱离，致使人们对堕落行为毫无察觉。让人把变异和败坏当成正常，使放纵欲望的人完全没有道德压力，是魔鬼毁人的隐性手法。
如今50岁以下的西方人，几乎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社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那时候每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成长是那么自然，那时候Gay这个词表示快乐，那时候洁白的婚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那时候电视广播和大众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镜头和语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彻底颠覆了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毛时代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已经辗转进入西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时髦口号：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极权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实质都是结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攻击性武器是“性别歧视”；在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义”（来自“男性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东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要求通过配额补偿、经济补偿、降低标准等等措施达到结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能干，不能降低标准，甚至女人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被吹捧为“女英雄”、“三八红旗手”。上世纪60、70年代的宣传画中，女性多为浑圆健壮有力的形象，毛泽东鼓吹“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开矿采石、伐木炼钢、冲锋陷阵，无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姑娘也能学会杀猪》，宣扬一位18岁的屠宰场女徒工，通过学习毛思想而大胆杀猪，因此名噪一时：“不敢杀猪，哪敢杀敌人……”
尽管中国的女人“能顶半边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权主义诟病之处：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女性成员。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权利要求最终会发展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诉求，尤其是选举权的诉求，从而威胁其极权统治。出于类似的担心，中共政府也不公开鼓吹同性恋权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恋确实是魔鬼毁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同时利用管控媒体和大众文化等方式，默认怂恿同性恋人群发展扩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一词在媒体中悄悄被替换为共产社会中更正面的词语：“同志”；2009年，中共默认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性恋“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
魔鬼虽然在东西方采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毁传统家庭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强制女性丢掉温婉柔顺的特点，使家庭失去传统刚柔相济的和谐，废除传统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坏传统价值最有效的方式是从破坏人伦开始。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党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往往还主动和家人“断绝关系”。甚至连不堪迫害、甘冒“自绝于人民”罪名而自杀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比如文革中邓拓自杀时，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
中共当代发动的最大政治迫害──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胁迫家人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为了让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中共的一个手段是对其家庭成员采取行政、经济处罚或政治恫吓，胁迫或诱骗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哭劝、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转嫁为亲情矛盾：“都是因为你不妥协造成家人被牵连”；甚至直接要求他们“劝说”亲人：“你不放弃信仰，我只能离婚或者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避免被中共处罚）”，如此等等，在这场迫害中直接、间接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在西方女权主义成功赢得堕胎合法化不久，共产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强制堕胎“义务”。这一方面是强迫直接杀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会问题。
中共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孩子和炼钢、产粮一样都属于物质生产，那么计划经济自然也可以扩展到计划生育。毛泽东认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34]
中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高额罚款、抄家、扒房、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计生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即将临产的妇女被强迫堕胎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卫生年鉴》的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至少有2.7亿人次，即2.7亿胎儿被中共杀死。
“一胎化”政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这将引发如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各类严重的潜在问题。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振振有辞地鼓吹摧毁家庭的逻辑，是建立在片面放大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通奸、卖淫、私生子等等丑恶行为（尽管这也是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行为）的基础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道德滑坡逐渐出现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神的教诲，践踏了婚姻的神圣性。共产主义者因此导出女人应该违背婚姻的神圣誓约，追求自己的所谓“个人幸福”，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远，如饮鸩止渴。共产主义邪灵给出的“药方”不过是把人类道德普遍拉下地狱，使本来是人人谴责、见不得人的行为变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达到人人“平等”，一同坠向覆灭的深渊。
共产邪灵引诱人类相信罪恶不在人的堕落，而在社会；让人从反叛传统中寻找出路，离神更远。邪灵鼓吹的女权、同性恋、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丽辞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尊严被贬损，男性的责任被丢弃，家庭的神圣被践踏，两性的道德被变异，孩子的未来被摧毁，最后狞笑的却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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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Benbow, C.P., & Stanley, J.C.,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man-to-become-ny-firefighter-despite-failing-cru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feed/these-female-firefighters-don-t-want-a-g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4/the-d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the-mother-of-the-homosexual-movement-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ollection/2015/6/11/who-were-the-apa-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ormer-president-of-apa-says-organization-controlled-by-g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a6e738b-305b-4553-b03b-3c71382f102c/love-marriage-and-the-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ree-simple-rules-poor-teens-should-follow-to-join-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婚姻怎不衰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October 3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