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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主家庭的悲惨人生
作者：胡天民赵旭发表：2026-07-07 09:35
文化大革命（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6年7月7日讯】我叫胡天民，生于1937年，原籍是甘肃省古浪县泗水区上包坝胡家炉院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干活，放牲口，圈养牲口，给牲口喂草料，或是将牲口赶到涝池去饮水，还帮着大人们牵着牲口拉着石磙子碾场等，十分劳累辛苦。但是农村的艰苦劳动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勤劳朴实的精神。
我爷爷弟兄二人，大爷爷叫胡振德，我爷爷叫胡振声，一生以务农为主，都不识字。我爷爷忠厚老实，勤俭持家。他非常能吃苦，除了带领全家务农以外，夏季兼做祖传翻砂生意。开设炉院，铸造犁铧，有时还铸造火盆、鏊子、车轴、大钟等。由于工艺精良，远销古浪、武威、天祝等地。到了冬季，不论风雪严寒他亲自挑担走村串户，为人补锅，赚些收入。
爷爷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胡文焕、二儿子胡文秀、三儿子胡文炳（占宪）、四儿子胡文理、五儿子胡占援。我父亲就是胡占宪（文炳）。爷爷为了这个家庭一年四季走南闯北，遇到过许多事也接触了很多人，深感没有文化的困难，所以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只要儿子愿意学习，他都全力支持他们努力求学，学科学学文化。这样大儿、二儿、四儿在家务农，三儿、五儿由于爱看书，他都全力支持进行学习。大儿子文焕特别能吃苦，到古浪断山沟种山坡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遇雨水多的年间，收成很好，几年下来粮食积攒几十石，于是到柳条河买地修房，另立门户，家业发展很快。三儿子胡占宪（文炳）和五儿子胡占援都毕业于当时在武威的省立四中。
我父亲胡占宪生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从小聪敏好学，劳动之余常毕恭毕敬去向地方上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求教，问字求义，学习古文。他平时苦练毛笔字，背诵精句名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四中这种洋学堂，虽然以前数理化英语从未学过，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学苦练，博闻强记，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如期毕业。
父亲从省立四中毕业后，当时在地方上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才。民国初年，他通过县政府在家乡修建学校，招聘教师，创办了古浪城关小学，他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年，他又创办了古浪土门小学，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回到我家邻村严家湾教私塾。农历四月古浪大地震，当时父亲正在学校，他匆匆赶回家抢救被压的家人。我的前母邸氏就是这次地震被房屋压死的，她死后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民国十八年（1929年），家乡又发生大饥荒，父亲弟兄几人大约于这时分家各立门户，自谋生路，每人分得祖地三石六斗（约54亩）。
民国二十年左右，父亲又在古浪县泗水创办小学，任职一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父亲在地方群众的强烈推举下，当选了二区泗水区区长，但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务农。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且很会料理家务的人，除了种植粮食以外，在亲朋的帮助下发展养羊，逐年成群达到一百多只。而且家里添买了母马，下了骡驹，由于操心得当发展较快，骡马有了七八匹。家中饲养耕牛，也达到了十多头。这期间他又增买了二三十亩土地。还增加了铁、木马车，这些马车为家里拉土运粪，拉运麦捆、糜谷捆。后来家里又扩建庭院，增盖房屋，共有十多间房子。还有一个果杏园子。我们家逐步兴旺发达，就是凭全家人的勤劳节俭和合理安排发展起来的。这在只有十多户人的小小村庄就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富户人家。
父亲为人磊落，学问好且写着一手好字，在古浪县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常常给人们写对联、匾额、作文纪传、祭祖敬神。他不爱做官，诲人不倦，一生为地方兴教育，办实业，于1947年9月病故。
父亲去世后，我们弟兄几个有的还年幼，有的年轻从未管过家事，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于是家中的担子就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我母亲张氏生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母亲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张生值比母亲小十六岁，由于外祖父、母相继去世，其他几个舅舅在逃荒中死亡，他成了孤儿，母亲就将小舅舅从小接到我们家来与我们全家一同生活。我们弟兄五人小时候都和小舅舅很亲，他常常领我们一起玩耍。小舅舅成年后就在我家里做活，到了成家年龄，父亲托人将小桥堡刘家姑娘介绍与其成亲，结婚后小舅舅仍然和我们一家生活。父亲去世后，小舅舅家人口也多了起来，于是在1948年另起锅灶搬到了我们家房子张家院里。1951年土改时，小舅舅家分了土地、牲口，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资源。后来小舅舅一家入了农业社，下苦力，挣工分，收入微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1958年大跃进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大灾难。几年的饥荒，小舅舅身体已非常虚弱，有一天到了磨房勉强抬开小石磨的磨盘，扫了些残留的麸皮充饥，又到树园子里捋一些树叶吃上。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又被队里派去犁地，犁了不多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天下小雨，上一个小坡时跌倒后抬回家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有亲弟兄六人。大哥胡登甲，前母所生，后来在山区另立门户。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二哥胡仁民，1922年生，小时在家放羊，上学较迟，上学后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194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美术专业；刚进校由于父亲病故在家休学一年，复学一年后又到古浪中学任教导主任一年，中学撤消后，又去复学，因休学原因1953年才大学毕业。三哥胡先民，1926年出生，性格开朗，从小活跃好动，聪敏有志；1944年考入武威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哥回到古浪县老家，在县办中学当教务员；因为三哥操持家务较多，土改时25岁的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四哥胡泽民生于1929年，五哥胡信民生于1931年，他两人都从小在家务农。
我们家由于父亲的勤俭持家，带领全家老小发愤图强使这个家庭逐步兴旺发达。而我们家的败落也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49年上半年，母亲当时还未从父亲突然离去的精神创伤中出来，我们家就连遭两次土匪抢劫。
1949年正月初九那晚，村里的人们准备闹社火，在涝池边击鼓打钹，好些大人小孩热闹了很长一会才散，各自回了家。我家院里人们刚刚入睡，突然院里的狗一起狂吠猛叫，房顶被踩踏得噼啪咯吱乱响。紧接着匪徒们有的翻越院墙，有的踩着厕所矮墙下房，他们野兽似的扑进院子，踹开各个房门，闯进屋子。土匪们绑住仁民哥，准备烧烫要物，可趁土匪们找柴生火之际，他挣脱逃出，叫来邻近村庄的人，大声呼喊将土匪吓跑了。
我家第二次被抢劫是在旧历六月的一个晚上。这一次土匪将母亲衣服脱了绑在屋檐下的柱子上，烧红铁锨，在她的身上烧烤，逼着要金银和鸦片烟。但我们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母亲惨叫时，土匪们又将我这个十岁刚过的孩子往火堆里推，并对母亲说：“赶快说，要不说，就把你娃娃推进火堆去烧死……”就这样，不断地把我推过去，又拉过来，威胁我的母亲。这一次，是登堂哥跑出去后叫来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大声喊叫，土匪们由于人多又有枪，并没有像前一次仓皇逃离，而是继续惨无人道的烧烫母亲，还把我继续往火堆里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快到鸡叫时才逃离。母亲这次烫伤在炕上躺了两三个月，身上脱了好几层皮才慢慢痊愈的。
我们家乡土改是在1951年冬天。我们家虽然父亲去世后，家庭逐渐败落，但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里就有些显眼了。由于划成分时将我小舅舅张生值算成了我家的长工，这样我们家就被划为地主成份。我母亲张氏和三哥胡先民被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一个小脚女人被批斗时，站在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蹲下来又不许，吼叫声，辱骂声，威胁声，恐吓声，接连不断。就这样斗争，加之三哥先民被逮捕关押，判刑劳改，母亲常常以泪洗面。1953年，母亲最得意的儿媳二嫂生孩子时胎盘未下，因没有人来接生，更没有住院的条件，不幸身亡。这对母亲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接连不断的打击、摧残、忧伤、痛苦，再加上饥饿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精神恍惚，身体每况愈下，1957年坚强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一病不起，到七月不幸离开人世，结束了她年仅54岁的苦命。
三哥胡先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后，遭受多次打骂批斗，土改结束时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在泗水宣判会上陪过被枪毙的死刑犯卫克明的杀场，从此失魂落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来三哥被判刑三年，在劳改队修铁路，从甘肃省榆中县境内一直往河西走廊西进。刑满后就业一年多，于1956年春季释放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后，因为是地主分子加劳改释放犯，在生产队里干最苦最累的活，还挨批挨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1958年县里大修曹家湖水库，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又长，加上吃不饱，大部分人实在忍受不了，有人就在附近的十八里堡的邮箱里放了个纸条，反映了这种情况。开邮箱的人发现后，立即将纸条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马上就当反革命事件调查。到附近学校对照老师、学生的笔迹，查不出来就扩大范围来查。因为我先民哥是地主分子，而且有文化，调查不出来就硬说是他写的。其实我们家离水库有40多里路，离十八里堡也有30多里路，他根本就没到水库劳动过，与他毫无关系。审讯时他觉得莫名其妙，坚决否认。于是，公安部门就召集群众对先民哥批斗打骂，逼着他承认。因为不是他做的事，再批斗，再打骂，他也不能承认。那个时候对于先民哥这样受冤受害的事情举不胜举。
1960年大饥荒降临，地主分子更是雪上加霜，饿得难以忍受。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兰州阿干镇煤矿招收背煤的临时工，为了求生他抱着幻想到那里去应招。他在队里的另一处地方——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断山沟劳动，请假说到韭菜冲（隔一山沟）侄子家去。到韭菜冲侄子那里住了一夜，要了侄子胡维才的一件破衣服，第二天一大早翻山越岭，到古浪县火车站扒上拉煤的火车去了阿干镇。到了阿干镇打听情况时，他被当地派出所审查出地主分子身份抓进了看守所。三哥被关押后，天天被押去强制劳动。此时已到了冬季，天气越来越冷。他没有棉衣，只穿着几件破单衣，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就给在兰州一中上学的我写信，要饭碗，要破绒衣。在当时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我自己穿的破衣烂衫非常单薄，只是心急如焚，怎么也找不到破绒衣或破棉衣，只找了两个小饭盆送到八里窑看守所，等犯人们收工后通过看守的人送了进去。三哥收到小饭盆后，写了“收到搪瓷盆两个”的收条传了出来，但我未见到他本人。不多久，三嫂就接到通知，人已经死了。亲戚们私下推测，年仅34岁的三哥是冷冻、饥饿、劳累、病痛，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而死去的。三哥去世后，三嫂带着两个可怜的女孩改了嫁，因为地主家庭的黑帽子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二哥胡仁民1953年在西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兼任兰州市中学美术教研组组长；1962年调兰州十六中任美术教师。二哥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所以他谨小慎微，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中都小心翼翼地过了关。但到了十六中后，他看不惯学校领导的一些做法，多次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个别领导。1962年因检查女学生卫生，上美术课时给学生看裸体石膏像，被领导抓住把柄，于是对他造谣诬陷，又结合家庭出身，无限上纲。结果被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开除公职，押送原籍农村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二哥当时简直是五雷轰顶，肝裂心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被押到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受尽了凌辱。他常常忍着饥饿，被派去干农村中最苦最累的活，他曾修过水库、河坝、山地，有时还冒着狂风暴雪夜里干活。每逢过年过节，他被派去给贫下中农扫院子，搞卫生。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兰州的妻子被别人逼着与他离了婚，带走了孩子，这对他的精神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在十五年的煎熬当中，冲破重重阻力上访申诉几百次，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了兰州，在兰州二十二中任教，被评为高级教师，直到一九八八年退休。复职后他生活有了保障，在美术专业上有较高造诣，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并多次参加省市画展，被吸收为“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甘肃美术协会”会员，担任“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甘肃分会”常务理事，于2011年病逝。
四哥胡泽民土改时虽未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但因地主出身，在农村里一直按照地主分子对待，哪里活重活苦活脏就往哪里派。1958年大跃进时，他被派到曹家湖水库去劳动，因为长时间劳动，又吃不饱，苦累饥饿难忍，一天他偷着拔了附近人家的两个萝卜，被发现后，开大会批斗又被公安局抓去，押到监狱，后来又送到松山林场劳改。在劳改时他冬天赤着脚，在冰地石渣路上行走。家人听说后，到古浪县公安局打听情况，想送双鞋给他，却被公安局的政委训斥出来。后来他又被押到甘肃永昌县土佛寺农场劳改，不久就冻饿而死。死后未通知家人，尸体被抛到沙滩，他留下的妻子和两个幼儿生活苦不堪言。
五哥胡信民，因为家庭是地主，生活贫穷又受人歧视，一直找不上媳妇，终生孤苦一人。三年大饥荒时期，农村生产队集体食堂缺粮，地主家庭的人更是很少给饭吃。他那时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就找一些烂菜叶、草根往肚里吞，后来连这些也找不到了。他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路也走不动了。就在这时，由于全国大批地饿死人，中央开始抢救人命。在堂兄胡登洲的关心建议下，把他送到当地小桥堡大队所在地，大队找了一间屋子派专人做饭给他们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吃。我放假回去看时，五哥躺在炕上完全变成了一个骷髅，像实验室里的骨架标本，只是两只眼睛还能微微动一动，且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看见我，只细小地说了一句无奈可怜的话：“你回去给哥（指仁民）说说，把我救一救！”我当时难受得心如刀绞。回到兰州，我把情况给二哥详细讲了，他听后也只是难受，因我们此时也正在受饥饿的煎熬，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当时想，他可能救不活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堂兄登洲来信说，五哥信民被救过来了，脸上开始有了肉，也能走路了。我们听后心里才有了些宽慰。五哥信民孤苦一生，于1993年离开人世。
1951年我家被定为地主后，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也成了专政的对象。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一些牲口和羊，由亲属们代养，并让他们使用。我家有一头母驴和十多只山羊由堂哥胡登山家给代养使用。堂哥家住在西山川最里边的柳条河，离我们村庄将近六十里，其中山路有三十多里。土改刚宣布我家被定为地主后，我家在亲戚们处的东西就成了地主家转移出去了的财产，要追要回来。于是，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押着先民哥和我去将养在堂哥胡登山家的驴（母驴已下了两个驴娃）和山羊要回来。当时民兵让我去的任务是去赶驴和羊。那天下着大雪，山路上不一会儿雪就厚厚的一层，有一尺多厚。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骑在骡子和马上，我和先民哥徒步小跑跟着他们。我那时只有十三岁，穿着一双破布鞋，一双自制的破毛线袜，走了不多一会儿鞋里就灌满了雪，只能脚尖套在鞋里，脚跟却露在鞋外，走一阵，脱下鞋把里面的雪倒掉，穿上再走。走一阵，倒一次，走一路，倒一路，真是难受得苦不堪言。到登山哥家已经晚上很迟了。第二天把母驴、两个驴娃和十多只山羊要上，我和先民哥赶着，民兵们仍然骑着骡马，跟在后面。因为路远加之雪地里难走，回到家就到半夜了。
刚要回了驴羊，怕驴不习惯跑了，就圈起来喂养，过了几天，白天把它们放出去在地里、河沟里找草吃，下午太阳偏西时赶回家圈起来。赶了几天，驴自己到时就回家了。可是有一天驴没有回家，我和家人到处找也没找到，我想是不是跑到原先养了它们的柳条河登山哥家去了。此时我心急如焚，心里一下慌了，要是驴找不回来，民兵们就不答应了，说不定要斗死我和家人。我在院子里疯了般地转了一阵，赶快就去追驴。我一路小跑，顺着汽车路去追，追了一阵，还是不见驴影，于是我就再顺着旧大路追，但还是不见驴的影子。我跑一阵，走一阵，急得心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样，饥肠辘辘，两腿酸软，追了15华里，过了县城，进入西山口，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西山口路边的一个高土坎上，整个儿瘫软了，我望着茫茫的黑夜，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我悲苦地想，要继续追到柳条河还有40多里的山路，在深冬的黑夜里，我一个娃娃怎样去追寻呢？要是碰上狼怎么办？若要返回家，驴又没找到。我是既不敢前进，又不能回家，我已经六神无主了，今夜到底怎么过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绝望愁苦中，我突然听见了马车的声音，站起身定睛一看，这马车正从县城那边驶来。到跟前细看，赶马车的一个我还认识，他是我登山哥的妻弟，他们上完公粮连夜回家。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就坐上他们的马车。一路上寒风不断向我破烂的棉衣里灌，伤筋刺骨地难忍，腿脚一阵麻木，一阵疼痛，颠颠簸簸到了半夜才到登山哥家。进了家门，急得通夜未眠的母亲一见我，潸然泪下。到家才知道，驴是被别人赶走了。
在土改运动和其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经常会被训斥打骂，就连我们这些地主家的孩子也是不会放过的。土改结束后，村里的尕蛋子（后来学名胡登贵）就煽动村庄里的一些男女儿童，在他的操纵带领下，天不亮偷偷到我家将我抓走，让我背着芨芨草编的破背篼，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裹着飕飕的冷风，顶着黑沉沉的夜幕，在村庄里外找拾大粪。因为此时我家的院门是不让锁的，这些儿童每天天不亮就扑到我的屋里，将我拉到院子中央，推推搡搡，谩骂一阵，警告一番，然后逼着我去拾大粪。那些日子，我每日背上背篼在村内村外转到天大亮，直到吃早饭时，冻得浑身僵硬，上牙嗑着下牙，直打寒颤。以后的日子里对我的欺辱、迫害开始一步步升级，起初是这些人天不亮突然偷偷来抓我，后来就没有固定时间了，到了夜里，这些男女孩童想什么时候抓我，就突然闯进我的屋。我吓得赶快穿上衣服跳下炕，走到院里去背背篼。如果稍微起床慢一点，他们就将我从炕上拽下拉到院子里，推来搡去，又是打骂，又是在我的脸上吐唾沫，还用指头捣我的头，脚踢拳打一顿。那些日子里，我整夜整夜胆战心惊，提心吊胆，不敢入眠。因为我们家是地主家庭，谁都可以随时闯到家里来对我们进行打骂、侮辱，于是我在1952年春天，无奈之下我只好夜里到我十妈（亲婶娘）家去住。我心想我十妈家是中农成份，她又很疼爱我，若这些人随便去抓我、斗我，我十妈是会保护我的。可是，没过几天尕蛋子就带着人来了，先是对我警告一番，后来没过几天照样到了后半夜，一帮人就去抓我、斗我。我十妈家是敞院，没有院子墙，他们一进院子，我若听见响动就急忙去穿衣服，要是从炕上下得慢一点，他们就抓住我拉到门外，将我围起来辱骂、踢打，推搡撕拉后，每个孩童娃娃都要在我脸上吐唾沫。我十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说这些人，这些娃娃根本不听。那个时候，这些孩童把欺辱、打骂我这个地主子女当作乐趣，每次将我打骂蹂躏完后，他们就嘻嘻哈哈、洋洋得意地回去睡觉。我悲愤填膺，但只有忍气吞声，忍受痛苦，摸着黑去干活。
有一次鸡刚刚打过鸣，他们轻手蹑脚进了院子，突然偷偷抬开门，一下扑进屋，我来不及穿衣服被他们推出房门。我赤条条的浑身一丝不挂，寒夜的风像无数钢针刺着我的肌体，我又是冻，又是气愤，头脑发木，咬着牙直打哆嗦。这时，我十妈跑出屋大声喊道：“你们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放开他，叫他把衣裳穿上，不要把人冻坏了！”这些孩童根本不理睬，他们将我推过来，捣过去，有的骂着，有的啐着，还有的往我身上踢着。我小舅舅也住在这个院子，他听见后急忙穿上衣服，冲出屋把他们一个一个推开，把我抱住，护着我，让我进了屋，穿上衣裤，登上鞋，我站在屋子的地上一直心跳发呆。从此以后我晚上睡觉再也不敢脱衣服了，也不敢睡着，一听见动静，就赶快跳下炕。又有一次，刚吃过晚饭，尕蛋子就叫上一群男女儿童把我抓到草园子门口批斗。他们辱骂着、威胁着，还呼喊着口号，个别孩童趁机踢打着我，有的还用指头在我脸上乱戳。我的脸上被他们啐满了唾沫，整整将我打骂欺辱了两三个小时才将我放了开来。此时我已头脑发昏，精神迷离，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前几年我回老家，当时斗争我的一个人冷笑着对我说：“那时在草园子门口斗了你的情景你还记得吗？你戴的破帽子上那晚唾沫珠子啐满了。”我那时常常想，我们这些娃娃当时究竟犯了什么法？这样天天受欺辱、夜夜受煎熬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我还能不能活下去呀？
后来我听说只要上学当了学生就一律平等了，就不会随意再遭人欺辱挨斗争了。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上学，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出路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跟着大娃娃们在小桥堡初小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后来就中断了。1952年下半年，我不顾家里人的困难义无反顾报名到小桥堡初小去上学。虽然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过学，但没有什么基础。于是，我那时在放牲口的时候，拿个柴棍棍在地上划着演算算数，不懂的就问比我学得多的娃娃们。到了学校我就苦钻勤学。小桥堡初小只有两位老师，各年级分得不清，混合在一起上课的情况比较多。
我虽说上学了，但因家里忙又不能坚持，于是家里活多了，就不去上学，活少了就赶快去学校。有时家里虽然忙，我还是早早吃完饭就到学校去。有时家里牲口没人放，家里人就不让我去上学，我就请假帮家里做几天活，放几天牲口，偷偷又去上学了。在此期间，星期天我把家里积攒的一小芨芨笼鸡蛋提到十五华里外的县城卖掉后，买了一支小楷毛笔。这支小楷毛笔用着很好，同学们都说我买了个好毛笔。可是没过几天毛笔尖竟然没有了，后来经过老师同学们的细心暗查，原来是曾经领着孩童打骂欺凌过我、此时我的同学尕蛋子偷偷用牙齿咬掉了。
在小桥堡初小教我们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堂哥，我们叫三哥，他很关心支持我的学习。我断断续续学了一年左右就学完了三四年级的全部课程，1953年暑假我顺利地考上了古浪城关完小。古浪城关完小我从五年级开始学习，这时我才算正式走上了求学之路。吃住都在学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学校在灶上吃饭，要从家里带面粉入灶。因家里成了地主，家中经常断粮，我带不上面就入不了灶。有两次家庭情况好一点的同学你三斤、他五斤地帮助我，卖给我，我二哥仁民此时也有了工作，他给我寄一些零用钱，这样就解决了我两个月的吃饭问题。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给学校食堂交面粉，我就到街上买一点吃的。我那时还到班主任杨成瑞老师家吃过几天饭。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因我没有面粉交到灶上，入不了伙食，不好意思到灶房舀水洗脸，我就到马路上大车碾压的坑里双手捧起一些冰渣子去洗脸。
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我对学习丝毫没有放松，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到毕业时，全班40多个同学我的成绩排在上中等。1955年，当时古浪县还没有中学，我就考入了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虽然我经常忍饥挨饿，中间还有母亲病故的打击，但在二哥仁民的鼓励下，我还是在1958年考入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高中进行学习。入校后，疯狂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学生们整天参加大炼钢铁，到乡下深翻土地，还到古浪峡挖石灰，到天祝的石门河挖石膏。天大寒，地冻得坚硬，用钢钎铁锤凿挖。口粮定量，吃不饱。而且天气非常寒冷，饭吃到最后碗底就已结了冰。在这半年里，主要是劳动，很少上课。那个时候，谁也不敢流露半句冻、饿、累的话，否则被人举报，就要被扣上“对现实不满”的大帽子，受到批斗，还要记入档案，一辈子都要受到影响。
我是1959年秋季转入兰州一中高二学习的，这时候大跃进带来了大饥荒、大灾难，每个人的口粮一降再降，人们常常饿得浑身发软，心里发慌。此时我们的劳动比武威时虽然少多了，但还是要经常参加劳动。1959年深秋，学校抽了我们高二年级六个班的学生到兰州附近河口张达家台平田整地，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早出晚归。早上每人凭票买一个小馒头，两片腌西瓜皮。再买一个中午的馒头带上。有的同学饿得克制不住就将带的中午馒头在上工的路上吃了。中午休息时，一点也没有吃的，只好蹲在低洼处发呆、忍受。下午还得照常劳动。下午收工回来吃两碗清汤面条。有的同学去时带了几斤粮票，那里有个小饭馆，卖枣儿包子，他们拿粮票偷偷买了包子吃，同学发现汇报给班干部，晚上就开总结会，对买吃了包子的同学开批判会。
这两年期间，先民哥和泽民哥含冤而死，小舅舅被饥饿夺去了性命。他们的惨死让我心如刀绞，悲痛难忍，但我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只有默默地埋在心里。兰州一中的校长华尊舜是个有经验的教育家，他的领导能力非常强，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管理得井井有条。这里的老师们都很敬业，业务和讲课水平也很高，他们辅导、批改作业特别认真。学生们在这里听课的效果自然很好，学习劲头十足，一有时间就拼命学习，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我在这里如鱼得水，虽然自己理科和外语基础比别的同学差，但我忍着饥饿、悲痛，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查漏补缺、追赶学习。我的文科基础一直不错，作文在班上多次受到老师表扬。
1961年我报考了文科，由于家庭出身地主，被贬到三类大学——后来的甘肃教育学院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兰州铁路局的兰西铁中任初、高中的语文课，一直到1998年退休。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我家庭出身地主，加上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一直受人歧视，整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度日。但因我年轻，历史清白，加上与同事关系不错，才幸免揪斗。毛泽东死后，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形势大变，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的心情在这段时间格外畅快，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由于我努力工作，获得了不少荣誉。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几百篇，有两篇教学论文被收入国家级大典《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概览》，我还参加了“陕甘晋川冀”中学语文研究会和甘肃杂文家协会。现在想起来，土改运动后的极左年代里，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伤害，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人格受到了莫大侮辱，肉体受到了无度折磨。但在那样的形势下，那样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地主家的子女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只能忍气吞声，只能默默忍受。可我所遭受的这一切却激励我去改变自己的环境，让我更加珍惜学习和工作的时光。
现在的年轻一代不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惨剧，更不知道那个年代土改运动给地主富农和地富子女带来的血泪灾难。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发生在我们甘肃省古浪县西山川里的“西山事件”，真是骇人听闻，惨绝人寰。造反派们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给柳条河里的毛家湾、朱家庄，还有郭家庄、西山堡、四洼等村庄的地、富分子莫名其妙地加上“反动救国军”的罪名，进行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烧杀。他们用了五十多种最残酷的刑法，如把北京火炉的大圈、二圈、盖子在烈火中烧得通红后，将被害人用绳子捆了后打得跪在地下，大圈套在肩上，二圈套在脖子上，盖子顶在头上。人此时被烧得皮肉吱吱响，冒出的青烟有几尺高。被害人先是疼得惨叫，接着就昏了过去。然后造反派们将水泼洒在这些被害人的头上，等被害人醒来后继续打骂烧烤，直到气绝为止。
做这一切的时候，这些人还将被害人家里的子女拉到现场观看。我先民哥的外孙姚国伟的亲爷爷是地主分子，伯父是姚作舜是小学教员，他们父子两人就是相继被这些人活活烧死的。造反派对女地主、富农非常残忍，他们扒掉这些女人的裤子，将棍子从这些女人的阴道穿进去，再从她们嘴里穿出来，过一会儿，这些女被害人就在钻心的疼痛中气绝身亡了。
有一地主家母子被杀害后，放到水冲下的大坑里，母亲的尸体被仰卧着，造反派们将儿子的尸体抬去趴在母亲肚子上一同掩埋掉。我三哥胡先民的舅子李葆廉是个地主儿子，被斗急后，突然将自己肚子用锯条豁开，肠子顿时全部流了出来，造反派们就将他的肠子原装进肚子里，用缝粗毛线口袋的大针胡乱缝了起来，这个李葆廉时间不长就死了。
关于“西山事件”甘肃省古浪县政协原副主席李国华曾经详细写出，古浪县党校原副校长朱芳华帮助修改后对我说了，我向朱芳华索要复印稿件，他本来答应给我，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心有余悸，不敢将“西山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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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一）一部血腥夺权史(组图)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动机、目的与手段
作者：一真溅雪发表：2026-07-14 14:31
毛泽东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前言
对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其实“建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国家，毛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共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的帝王梦和玩弄权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斯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剥削来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已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来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和图书馆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
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2013年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在德国柏林，一些左翼的共产党支持者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游行。（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老挝等，无一不是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毁灭、道德论丧、人性泯灭、心灵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前两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
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
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监》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熏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已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算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侄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不择手段打江山土匪都不齿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领的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于毛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
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满，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满；同时红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毛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加以无情迫害。
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抢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
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罗市新市镇（汨罗市原属湘阴县，一九六六年从湘阴县划出成立汨罗县后改为汨罗市）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分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强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曾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种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
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荒废了的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算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爹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那些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
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算（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从他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
毛泽东、蒋介石于重庆谈判。（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此外，还有刘志丹等的陕北红军一万余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二十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记录片（主要是记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二十四名、伪军一百二十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饶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饶、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强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载道[注：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来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注：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抢占地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赶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据新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相、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内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所谓的“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
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在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借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分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三十万人，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强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
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算帐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二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注：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2016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注：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强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载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注：2]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注：3]：据解放军原来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分，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量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来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超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