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个邪教组织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OWP5bKMbcXpPVw0a76zLLrlIYhciz0FsM1Z2IhGy/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5__全球化.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5)：全球化
2018年10月17日 19:58 PDF版分享转发
文：《九评》编辑部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运动(上)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第十七章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目录
前言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结语
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络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著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⑤之后地区性的组织都可被一路带入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写道：“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根据苏联的规划，这个有组织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伟大的组织。美国苏维埃政府将成为这个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绝不满足于在少数几个国家掌权，共产主义思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征服全人类的野心。
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他眼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轰然解体，只留下了中共和几个小兄弟，共产主义似乎已进入弥留之际。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但就在西方认为共产主义行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潮却又在全世界风生水起。共产幽灵未死，它藏身在各种主义和运动背后，腐蚀、渗透，使共产理念及意识扩张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共产邪灵的黑手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战后，欧洲各国左翼力量不断成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包括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各国执政，甚至蔓延大部分的欧洲。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影响着整个欧洲。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缩水，收入长期不增长，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成长，使得最近十几年来全球政治光谱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称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借助“反全球化”而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冷战之后，共产邪灵借助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人的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财权实施财富大挪移，用人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让暴发的中共用金钱把各国的道德紧紧捆绑在无底线下滑的轨道上。
中共作为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的龙头老大，其经济成长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为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注入一剂剂的强心针。中共利用极权统治，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在全球化中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中共经济实力的爆发，又带动了其政治和军事野心，企图在全世界输出共产模式。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还是占尽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崛起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现状与斯大林当年提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经济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40～50年代开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国际资本流通、国际生产、贸易一体化，其主导推手是跨国机构及跨国公司，要求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国际资本自由流通。从表面看是西方主导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途径。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播种机。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给中共疯狂输血，同时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极权经济高度融合，互相依赖，让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道义良知和普世价值，而共产极权更是挟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步步紧逼，俨然共产主义将一统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全球化把全球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型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国际组织、公约和规则。这表面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扩张，但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经济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产业发号施令，对很多国家和企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相当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机制，也与上文所说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后，也形成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个目标。
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援助上往往对当事国经济采取宏观干预，手段是独裁而单一的，不但强制而且不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是在助长共产主义因素。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总结道：“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大力推进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国有化，并且增强了对贫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统治。”[6]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性的经济体，形成越来越趋同的消费倾向与统一的产销机制，小企业尤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民族产业和小企业被全球化浪潮冲垮，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条件和可能性，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一个国家往往因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变成国际债务的奴隶。这实质上是在瓦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中美洲的小国牙买加，在开放市场之后，廉价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当地的奶农成为了牺牲品，他们的牛奶根本无法与进口牛奶竞争，于是当地奶农纷纷破产。墨西哥曾经吸引了很多制造业，不过都是低端产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就一窝蜂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去了，完全没有高端技术的墨西哥成了牺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微，而且外来资本腐蚀了政府官员。全球化宣称要带去民主，却造成了腐败的独裁政权。事实上，非洲的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资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万，每天有4.13亿人的生活费不到1.90美元。[7]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开放给国际资本，迎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是，当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资本一撤走，泰国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甚至还波及了周边诸多邻国，后果十分严重。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听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把经济成果和民主价值推广到整个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8]这是全球化的内伤，也是共产邪灵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变成了邪灵的工具。
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为地加剧了不平等，没能提供解决贫困的长期措施，同时削弱了国家主权，造成地区动荡。全球化过程制造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阶级对立的角色。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剥削”、“不平等”、“贫困”，正是左翼利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 “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和反抗，是共产主义的经典套路。共产主义的财富平均主义与斗争意识也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扩散。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大量产业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国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制造业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有570万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厂关门。[9]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三十年来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穷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贫困水准的人。2016年美国有760万这样的“工作的穷人”。[10]
贫富分化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的困境，不会只限于经济这个领域，会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解决收入不平等、要求“社会公正”，导致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它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对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贫穷，恶性循环。美国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谱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社会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党派利益的对立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看，西方民主社会陷入的麻烦越大，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势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就是“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的大型暴力抗议，就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爆发。2001年的三次大型国际会议（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200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其中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也是被共产主义广泛渗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可以说“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发左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运动，成立了诸多的国际组织，借着全球化的“东风”，把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这使得人们不管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成为共产邪灵达到其目标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很多学者在评价全球化成败的时候，常常举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在短时间内蹿升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多人认为其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
与墨西哥那种只是引进低端制造业的模式不同，中共从一开始就酝酿了极大的野心，就是要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进国家与其合资办企业，强制要求先进国家转让核心技术换市场，使用各种手段，从明目张胆强制转让到骇客盗取技术。中共获得技术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将廉价生产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垮所有的竞争者，严重扰乱自由市场秩序。
与其它那些放开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国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利用其游戏规则却不遵循游戏规则，利用全球化把产品倾销到国外，却对国内市场设置重重壁垒，以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赚取全世界的财富。中国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业根本不对外开放，使中共占尽全球经济好处而不履行义务。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听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将千万恩宠集于中共一身。
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沦丧，在全球化中得以壮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扩张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冲击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这样以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来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给中共输血，让濒死的共产势力死灰复燃。共产邪灵操纵全球化的一个隐藏目的就是通过财富大挪移给中共输血，让中共在人权迫害最严重、道德最坏的时候暴富起来。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过程、给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过程。当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极大地增强了对共产极权的信心，进一步扩张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兴奋不已。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幕后的安排。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共也加强对世界经济组织的渗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中共官员出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位时，积极推动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共的图谋背书、为中共的政策辩护。
中共不断利用国际经济组织贯彻自己的经济意图和行事规则。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纵那些经济组织，必定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以上只是罗列了几个经济全球化被共产邪灵利用来推广繁殖共产主义的例子。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总会超越国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把全球化变成了魔鬼统治世界的跳板，现在是人类深刻警觉并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产因素剥离掉，回归一个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表现是各国加强政治合作，出现各种新的国际组织，制定各种政治议程和国际条约，限制国家主权，把主权国家的权力逐渐让渡给国际组织。这种具有超越国界管辖权的国际机构、规则和管控方式出现后，开始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管理权力向某种类似全球政府的国际机构集中，有演变为“世界大政府”的趋势。它侵蚀了国家主权，削弱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正常的国际规则，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共产邪灵的图谋。
在此过程中，共产邪灵一直在推动和利用国际组织扩张共产势力，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变异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推广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理念，进行财富再分配，并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把人类带向极权与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当初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作为一个超国家概念，联合国符合了共产主义消灭国家的目的，因此成为共产邪灵觊觎的对象，被利用来充分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苏联所主导的共产阵营利用的工具，变成了共产党大展身手、推动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联合国成立并起草宪章时，当时的苏联是发起国及其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联合国宪章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书长、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11]联合国宪章和公约隐藏的对共产政权有利的“后门”跟这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很多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一任选举产生的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会主义者，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共拉入联合国。其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是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共产革命持同情态度，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是缅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的理想与联合国宪章一致。[13]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这就不难理解，红色政权的头子受到联合国极高的礼遇，很多联合国公约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
联合国的最高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维和部队由“政治与安理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而从1946年到1992年担任此职务的14个人中，竟然有13个是苏联人。苏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扩张共产势力，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虽然喊的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实施的却是符合共产政权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亲社会主义的组织。
共产势力在联合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红色间谍在联合国到处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说：“在联合国的共产外交官代表了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后，共产遗毒仍在联合国普遍存在：“很多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被共产黑手党所包围。”[16]
中共利用联合国作为宣传平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名额。尽管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利益的秘书长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背书，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中共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扩张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债务危机。如斯里兰卡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港口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巴基斯坦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下，“一带一路”却受到一些联合国高官的吹捧。[17]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在联合国宗旨里，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来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它腐败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把人权变成了国内事务，即所谓的“内政”，以此来掩盖其在国内的人权劣迹，甚至以生存权作为自己的功劳来标榜。中共也在联合国攻击西方的民主价值，凭著与第三世界小国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由于共产邪灵的操控，联合国事实上在人权方面不仅鲜有作为，而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不少学者翔实记载了联合国是怎样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阴影之中，但后来“新”的联合国对大规模杀人事件不作为；联合国最初的目的是打击侵略者并保护人权，道德判断是采取行动的必要前提，而联合国拒绝作出道德判断。[18]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哥尔德（Dore Gold）断言：“联合国并非一个动机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组织，它实际上加速并传播世界混乱。”[19]哥尔德用大量事实证明联合国的诸多弊病，包括错误的“价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对等”、“道德相对主义”；腐败现象普遍，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当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不民主国家拥有多数票，共产政权有更大的操纵空间。[20]哥尔德说，联合国是一个“卑劣的失败”，“被反西方势力、独裁政府、扶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以及美国最坏的敌人所主宰”，“背叛了联合国创建者们的崇高理想。”[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行的是多数票原则，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能成为成员国甚至人权理事会主席，让人权审查失去意义。中共更是用利益收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让美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中共人权问题的谴责案屡屡搁置。联合国“以多暴寡”的原则，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共产邪灵对抗自由国家的工具。这导致美国多次退出人权理事会。西方想要推广人权、自由，却屡屡被共产国家阻挡。最后人权理事会被流氓劫持，通过的所谓国际公约，对极权国家没有约束，这些国家把它们当作幌子却不实施。
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十分相似，却与美国宪法相对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如苏联宪法有些条款在列举公民享有权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字样。表面上看苏联宪法给了公民一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多具体法律又规定了很多“范围”，而使得苏联政府根据具体“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条款，任意剥夺公民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宪章》、契约和公约界定人们权利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一些条款在“人人有权”如何之后，也附加了“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选择了某种蓝本，而是共产邪灵有意在最初为共产政权留下的一个“后门”。
问题是，如果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每一权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剥夺。“暴君们还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借口？大多数战争和国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义进行的。”[22]自由国家很难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共产政权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钻人权公约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共产邪灵通过其代理人不断提出全球问题，声称要通过国际化合作和权力架构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各种国际条约不断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管制，国家主权走向弱化。这种言论出现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场合中。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主张却与共产邪灵的意图非常一致，就是要消灭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目标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说，并印成小册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体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说：“完全主权国家无力应对环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预防战争还是制止对生活条件的终极伤害的需要──都需要一个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说：“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好的选择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为此，我们期待在跨国联邦政府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实上，联合国环保署的建立，正是因为1972年一个倡导世界邦联的团体认为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决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环保机构。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78个政府投票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个800页的蓝图涉及环境、女权、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一位有影响力的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后来联合国环境项目的官员对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国界已经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国际贸易、资金往来与难民等问题的侵蚀，国家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控制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国家实际上在把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社会，并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那些问题将无法解决。”[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来都冠冕堂皇，但推进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才是其真实目的。如环保问题，本书“环保主义篇”已详细论述了共产邪灵如何利用它来推进其图谋。
尽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书长时，联合国开始朝全球政府激进演变。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联合国部队，并要求有征税的权力。[27]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加利未能连任。否则联合国的现状难以预料。虽然共产党政权总是拒绝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但却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支持扩张联合国的职能，不断推广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在一个人类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是进步的关键支柱。”[28]曾供职于美国空军、白宫和多个政府部门的战略思想家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认为，安南所谓的“进步”将摧毁国家主权，为无国界的地球公民社会开路。而联合国的“和平教育”项目事实上由极左派组织和指导，将会摧毁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一个无国界的社会主义的极权世界，进行全球治理。[29]
事实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产主义的名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列举了共产党人的45个目标，其中一条是：“把联合国推崇为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其宪章重写，就要求去设立为一个具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识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产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利用各种议题先在各个领域建立超国家的机构，然后推动这些机构的联合，并不断鼓吹对联合国的推崇与依赖，最终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描绘成解决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联合国当成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人企图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权力操控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正是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是一种人自己树起来的宗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人类对世界与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这无可厚非，但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则无疑是个新时代的乌托邦，也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必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实施能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球化推动的世界政府，绝不会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苏联和中共一样的极权超级大政府。
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以各种诱人的好处、福利许诺、全人类的乌托邦蓝图来吸引各个国家加入。这与共产主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世界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为诱饵，而当其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如此复杂的问题，要作为唯一的希望来承担各种乌托邦设想的诱人蓝图，不管是全球环保、安全还是福利，必然要求权力的集中以实行各项政策，这无疑将会把政府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前所未有。它将不管成员国是否有共识、是否有承诺，而只专注于强制执行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体制，更不是人权良好、道德高尚的国家，当国家与国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时，它们会采用最低的标准，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权的要求，也就是不在这些方面作任何评判，用所谓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权中立”等说辞来达成联合的最大公约数。“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谓的主流文化来维系整个世界，可是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环视所有积极推动世界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或者对宗教信仰采取进步主义看法的。很显然，世界政府一定是无神论为基本价值观的政府，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推动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就会强迫实施所谓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防止分裂和独立，“世界政府”将会极大地强化其军警力量和对言论自由的管控。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与文化的国家和政府，只能依靠专制权力也就是极权主义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对各国民众自由的干涉和剥夺。也就是说，世界政府一定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它必须依赖强权才能维持这样一个政府。
到头来“世界政府”就是活脱脱一个共产极权政府的翻版，其结果与当今共产党政权奴役残害其国民毫无二致，不过是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听一个命令，变异和毁灭全人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过程中，所有共产政权使用的邪恶手段都会一一再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一个摧毁人的传统和道德的过程，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期望的结果。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共产邪灵在过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种变异文化形式，包括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思潮、电影电视、变异生活方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推向全球。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盗用，内涵被阉割，文化形式混杂变异，在达到牟利目的的同时，迅速地败坏所到之处民众的道德。
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它地区所接纳和吸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信仰失落，技术发展不断推动着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想当然地把物质发达和优秀文明直接联系起来。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集中力量通过非暴力共产主义攻陷美国。当其在美国的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媒体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异、破坏之后，再把这种败坏的文化以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之标签，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广和扩散。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瞬间便呈现在印度遥远山村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云南保守的边远山村通过好莱坞电影认识到单亲妈妈、婚外恋、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编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几乎立刻反映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区成为爱滋病泛滥的重灾区；从南美厄瓜多尔，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太平洋岛国斐济，摇滚乐都极为流行……
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1]在左派看来，“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但对其背后的共产邪灵而言，败坏神留给人的传统文化、让人背离神，是其达到毁灭人类目的的途径。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变异文化以及来自共产极权的党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飙的飓风一样，把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无情地扫荡著神留给人的传统价值。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西方的变异文化对全球的影响，下一章将会分析共产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带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征，带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论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类传统中神给人留下的普世价值是相通的。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直接带来物质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被普遍当作“落后”，用“现代”、“革新”、“进步”和商业价值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进的“共同价值”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而能够形成全球认同的文化元素、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剥离传统、民族特色之后的最低标准或者那些能够被商业化的部分。所谓“人类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是这种“共同价值”的代表。但是邪灵鼓吹的这种貌似高尚的价值，实际上让人放弃传统文化与价值，把变异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这种全球共用的最低标准，也体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文化主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内涵都完全针对消费者，以消费者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诱惑、放纵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这种针对人的欲望的消费文化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人类传统的手段，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产品为了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制作和包装过程中尽量不冒犯其它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产品却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点、内涵，也就是利用文化产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剥离传统内涵；而非主流社会，消费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为成本的关系，更加受制于单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费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业文化。
其二，媒体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邪灵非常容易利用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变异理念，将原有的民族文化题材作为卖点包装，内涵中加入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推广，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推广变异理念。
其三，促进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广告、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流行的文化不断轰炸，告诉消费者：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样休闲娱乐、拥有这样的产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于是邪灵大肆利用各种物质和娱乐方式刺激个人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与精神的层面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背离著对神的信仰和传统价值。
共产邪灵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扩散其变异理念，另一个有效手段是利用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传统广告、电影电视、新闻热点不断炒作各种反传统的变异理念的密集轰炸之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变异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变异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视为正常，变异行为甚至可以成为“时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摇滚、抽象派艺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这种手段扩散全球。
现代派艺术是变异的、违背传统审美价值的，很多人最初对其并无正面认识。当各种现代艺术在全球大都会不断展出、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各种怪异“艺术”在媒体上不断被报导，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艺术品味“落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审美标准，向变异的艺术靠拢。当然魔鬼能够利用从众心理，也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坚定的主见──人一旦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离开了神留下的永恒标准，则一切都成为相对可变的，使魔鬼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不但能够迅速扩展至全球不发达地区，而且被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共产邪灵恰恰利用这一点，把变异的现代文化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播撒，冲击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摇滚、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迅速扩散全球的。正如本书中多处指出的，这些变异文化都是邪灵在背后推动、发展的，和西方真正的来自信仰的传统价值无关。
各种变异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好莱坞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变异思潮的载体。由于电影艺术的特点，它让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载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本书教育篇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校园的泛滥，这使得大批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们回国后又将其进一步传播。这些变异思潮带着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迷惑人的标签，使其冲击、毁灭当地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总结，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社会中获得通过，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分不开：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学生活归来的留学人员接受了“同性婚姻权利”的观念，促进了民间的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其次极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步主义政客，其实也都是在西方留学期间培养了其进步主义思想。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宽容成为主流。共产邪灵利用这一特点任意扩展了“宽容”的概念，让价值中立成为“全球共识”，从而借机鼓吹各种变异思潮。尤其是同性恋、性解放等等变异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严重冲击和腐蚀著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连锁零售商宣布，店内的更衣间和厕所将是“对变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说任何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或者女更衣间，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美国家庭联盟呼吁消费者抵制这一政策，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妇女或者儿童的侵害。[32]事实上2018年确实发生了一个男人进入店内女厕并公然面对一个小女孩暴露自己身体的事件。[33]
面对遵守传统观念的消费者对该连锁店的抵制，有人总结了全球获得“公司平等指数”（衡量对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的态度的指标）满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发现这些与该连锁店站在同一阵营的企业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这种抵制已经不现实了：从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车厂，从各连锁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银行、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到各手机、电脑品牌等等。[34]换句话说，变异的观念已经借助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变成无所不在的“主流”了。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这极大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运动。在全球化条件下，爱滋病扩散全球，爱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同性恋者不断成为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的对象，魔鬼乘势推动同性恋运动不断扩张；医务工作者鼓励同性恋的爱滋病患者不要耻于就医，而魔鬼则借机宣扬社会应当从道德上认同同性恋行为。因此我们看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的资助促进了同性恋运动。[35]
南非首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入了新的公约，要求把性倾向、性别认同作为衡量人权的一个指标，并最终获得认可。这是第一个直接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的联合国决议，[36]它实际上偷换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把变异纳入正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要求，“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资讯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学者质疑，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穿着带有魔鬼标记的T恤衫进行自由表达，将构成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否儿童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对父母说话？[38]儿童未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违背伦理的行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父母不得否定儿童自愿的性别表达意愿（即儿童可以自己“选择”性别，男孩可以“选择”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则父母被视为虐待儿童。[39]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变异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都被其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也都被纳入。人们陶醉于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陆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与意识也在迅速被改变。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变异文化像汹涌澎湃的海啸，所到之处，山河变色，文明失守，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是人类能够维系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是人类能得到创世主救度的关键。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都被共产邪灵的有意安排所变异甚至摧毁，文明的航舟面临空前的危机。
结语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但都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套普世价值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创世主为各个民族奠定的。
共产邪灵出现之后短短一百多年里，分别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积破坏传统文化，已然使人类走到了危险境地。
十月政变后，共产邪灵先后在东方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屠杀传统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共产国家渗透、控制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滥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钱利益拉拢小国，企图借用联合国大政府，将整个世界拉向腐败、堕落。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共产邪灵利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扩大，绑架、控制全球化，把变异因素推向全球，系统地破坏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共产邪灵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著整个世界。
如今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团体掌握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资源，其影响力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环境、经贸、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战争、移民，小到娱乐、时装、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无不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主义者”的操纵。一旦世界统一政府完成，人类整体在一个号令下被变异、被毁灭，都成为很容易的事。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配合其它全方位败坏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间把人类社会败坏得面目皆非，东西方世人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类只有走回传统，不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当中都重新引入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才能在神的呵护下，摆脱共产邪灵，走向光明的未来！#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
[3]V. I. Lenin, “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enin’s Collected Works, 4th English Edition, Volume 2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240-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9/mar/x04.htm.
[4] G. Edward Griffin,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Appleton, WI: Western Islands, 1964), Chapter 7.
[5] 同上。
[6]James Bovard, “The World Bank vs. the World’s Poor,”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92, September 28, 1987,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092.pdf.
[7] The World Bank, “Poverty: Overview,”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8]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
[9] SME.ORG, “Inside America’s Bold Plan to Revive Manufacturing,” 2015, https:/www.sme.org/american-manufacturing-and-nnmi/.
[10]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2016,” July 2018， https://www.bls.gov/opub/reports/working-poor/2016/home.htm.
[11] Alex Kingsbur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veal KGB Spies in the U.S.: Alger Hiss, Elizabeth Bentley, and Bernard Redmont Are the Subjects of Scrutiny,” U.S. News, July 17, 2009, https://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09/07/17/declassified-documents-reveal-kgb-spies-in-the-us.
[12]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Appleton, Wisconsi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92), 69.
[13]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69-70.
[14] United Nations, “Boutros Boutros-Ghali,” http://www.un.org/chinese/sg/formersg/ghali.shtml.
[15] “FBI Chief Finds Red Spies ‘Potent Danger,’”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63, quoted in G. Edward Griffin, The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7.
[16]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75.
[17] Colum Lynch, “China Enlists U.N. to Promote Its Belt and Road Project,” Foreign Policy, May 10,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10/china-enlists-u-n-to-promote-its-belt-and-road-project/.
[18] 参见：Robert W. Lee, The United Nations Conspiracy (Appleton, Wisconsin: Western Islands, 1981); William F. Jasper, The United Nations Exposed: The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to Rule the World (Appleton, Wisconsi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2001);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4); Joseph A. Klein, Global Deception: The UN’s Stealth Assault on America’s Freedom (Los Angeles: World Ahead, 2005); Eric Shawn, The U.N. Exposed: How the United Nations Sabotages America’s Security and Fails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Daniel Greenfield, 10 Reasons to Abolish the UN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11).
[19]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3.
[20]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1-24.
[21] Quoted in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403-4.
[22] G. Edward Griffin,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11.
[23]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89-90.
[24] Quoted in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90.
[25]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 Humanist Manifesto II, https://americanhumanist.org/what-is-humanism/manifesto2/.
[26] Hilary F. French, After the Earth Summit: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orldwatch Institute Paper 107, March 1992, 6, http://infohouse.p2ric.org/ref/30/29285.pdf.
[27]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71.
[28] Quoted in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401.
[29]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401-3.
[3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31] Bernard Connolly, 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 Dirty War for Europe’s Money (London: Faber & Faber, 1997),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13-118 of 11181.
[32] “Sign the Boycott Target Pledge!” 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https://www.afa.net/target.
[33] Hayley Peterson, “Outraged Shoppers Threaten to Boycott Target after a Man Exposes Himself to a Young Girl in a Store’s Bathroo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6,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arget-faces-boycott-threat-after-man-exposes-himself-in-womens-bathroom-2018-4.
[34] Samantha Allen, “All the Things You Can No Longer Buy if You’re Really Boycotting Trans-Friendly Businesses,” The Daily Beast, April 26, 2016,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ll-the-things-you-can-no-longer-buy-if-youre-really-boycotting-trans-friendly-businesses.
[35] Graeme Reid, “A Globalized LGBT Rights Fight,” Human Rights Watch, https://www.hrw.org/news/2011/11/02/globalized-lgbt-rights-fight.
[36] 同上。
[37]《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http://www.un.org/chinese/hr/abc/2.pdf。
[38]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148.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HOYBNLcwzTIYWvNbDDbWWMUEeaFOpDl2Dii9ogbq/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0__媒体篇.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2018年07月25日 15:46 PDF版分享转发
来源：正见网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第十三章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特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隐藏真相”。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 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了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反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2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1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让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里，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的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纪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纪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们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战高峰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们没有明天》的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R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R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纪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地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的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脱口秀、情景剧甚至纪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中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形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掺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川普严厉谴责非法进入美国的恶名昭彰的黑帮“MS-13”作恶多端，“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但美国各大媒体随即断章取义，声称“川普说非法移民是禽兽”。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时代》（Time）杂志将小女孩的照片与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负面报导更高达91%。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二十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罕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7/n10464261.htm
*****
[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6] 韩梅：〈英解密档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数：尸体堆积在地下通道〉，希望之声广播电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综述：创新机制强化培养构建高素质宣传文化队伍〉，新华网，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rnold-beichman/pul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爱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页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624/majority-continue-distrust-media-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152/conservative-liberal-gap-continues-n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06/just-7-percent-of-journalists-are-republicans-thats-far-less-than-even-a-decade-ago/?noredirect=on&utm_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2016_newspape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6/02/newt-gingrich-chinas-embrace-marxism-is-bad-news-f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47-48.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 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icle=1007&context=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rts/media-assau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11.9.16-The-Impact-of-Media-Use-and-Screen-Time-on-Children-updat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EC-1995-09-19/html/CREC-1995-09-1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节目“脱光”，参见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体例子可参见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6/07/paul-ryan-no-evidence-collusion-between-trump-campaign-r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4061-trump-abc-should-have-fired-fr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06/22/the-crying-honduran-girl-on-the-cover-of-time-was-not-separated-from-her-mother-father-says/?noredirect=on&utm_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s/nb/rich-noyes/2018/03/06/tv-vs-trump-2018-lots-russia-and-91-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institute/reports/monmo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542/americans-trust-mass-media-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