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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5)：全球化
2018年10月17日 19:58 PDF版 分享转发
文：《九评》编辑部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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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运动(上)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目录
前言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结语
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络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著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⑤之后地区性的组织都可被一路带入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写道：“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根据苏联的规划，这个有组织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伟大的组织。美国苏维埃政府将成为这个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绝不满足于在少数几个国家掌权，共产主义思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征服全人类的野心。
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他眼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轰然解体，只留下了中共和几个小兄弟，共产主义似乎已进入弥留之际。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但就在西方认为共产主义行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潮却又在全世界风生水起。共产幽灵未死，它藏身在各种主义和运动背后，腐蚀、渗透，使共产理念及意识扩张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共产邪灵的黑手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战后，欧洲各国左翼力量不断成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包括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各国执政，甚至蔓延大部分的欧洲。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影响着整个欧洲。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缩水，收入长期不增长，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成长，使得最近十几年来全球政治光谱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称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借助“反全球化”而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冷战之后，共产邪灵借助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人的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财权实施财富大挪移，用人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让暴发的中共用金钱把各国的道德紧紧捆绑在无底线下滑的轨道上。
中共作为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的龙头老大，其经济成长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为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注入一剂剂的强心针。中共利用极权统治，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在全球化中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中共经济实力的爆发，又带动了其政治和军事野心，企图在全世界输出共产模式。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还是占尽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崛起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现状与斯大林当年提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经济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40～50年代开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国际资本流通、国际生产、贸易一体化，其主导推手是跨国机构及跨国公司，要求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国际资本自由流通。从表面看是西方主导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途径。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播种机。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给中共疯狂输血，同时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极权经济高度融合，互相依赖，让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道义良知和普世价值，而共产极权更是挟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步步紧逼，俨然共产主义将一统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全球化把全球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型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国际组织、公约和规则。这表面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扩张，但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经济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产业发号施令，对很多国家和企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相当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机制，也与上文所说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后，也形成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个目标。
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援助上往往对当事国经济采取宏观干预，手段是独裁而单一的，不但强制而且不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是在助长共产主义因素。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总结道：“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大力推进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国有化，并且增强了对贫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统治。”[6]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性的经济体，形成越来越趋同的消费倾向与统一的产销机制，小企业尤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民族产业和小企业被全球化浪潮冲垮，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条件和可能性，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一个国家往往因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变成国际债务的奴隶。这实质上是在瓦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中美洲的小国牙买加，在开放市场之后，廉价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当地的奶农成为了牺牲品，他们的牛奶根本无法与进口牛奶竞争，于是当地奶农纷纷破产。墨西哥曾经吸引了很多制造业，不过都是低端产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就一窝蜂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去了，完全没有高端技术的墨西哥成了牺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微，而且外来资本腐蚀了政府官员。全球化宣称要带去民主，却造成了腐败的独裁政权。事实上，非洲的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资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万，每天有4.13亿人的生活费不到1.90美元。[7]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开放给国际资本，迎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是，当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资本一撤走，泰国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甚至还波及了周边诸多邻国，后果十分严重。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听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把经济成果和民主价值推广到整个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8]这是全球化的内伤，也是共产邪灵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变成了邪灵的工具。
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为地加剧了不平等，没能提供解决贫困的长期措施，同时削弱了国家主权，造成地区动荡。全球化过程制造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阶级对立的角色。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剥削”、“不平等”、“贫困”，正是左翼利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 “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和反抗，是共产主义的经典套路。共产主义的财富平均主义与斗争意识也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扩散。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大量产业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国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制造业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有570万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厂关门。[9]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三十年来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穷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贫困水准的人。2016年美国有760万这样的“工作的穷人”。[10]
贫富分化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的困境，不会只限于经济这个领域，会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解决收入不平等、要求“社会公正”，导致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它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对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贫穷，恶性循环。美国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谱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社会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党派利益的对立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看，西方民主社会陷入的麻烦越大，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势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就是“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的大型暴力抗议，就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爆发。2001年的三次大型国际会议（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200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其中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也是被共产主义广泛渗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可以说“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发左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运动，成立了诸多的国际组织，借着全球化的“东风”，把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这使得人们不管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成为共产邪灵达到其目标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很多学者在评价全球化成败的时候，常常举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在短时间内蹿升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多人认为其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
与墨西哥那种只是引进低端制造业的模式不同，中共从一开始就酝酿了极大的野心，就是要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进国家与其合资办企业，强制要求先进国家转让核心技术换市场，使用各种手段，从明目张胆强制转让到骇客盗取技术。中共获得技术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将廉价生产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垮所有的竞争者，严重扰乱自由市场秩序。
与其它那些放开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国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利用其游戏规则却不遵循游戏规则，利用全球化把产品倾销到国外，却对国内市场设置重重壁垒，以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赚取全世界的财富。中国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业根本不对外开放，使中共占尽全球经济好处而不履行义务。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听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将千万恩宠集于中共一身。
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沦丧，在全球化中得以壮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扩张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冲击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这样以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来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给中共输血，让濒死的共产势力死灰复燃。共产邪灵操纵全球化的一个隐藏目的就是通过财富大挪移给中共输血，让中共在人权迫害最严重、道德最坏的时候暴富起来。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过程、给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过程。当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极大地增强了对共产极权的信心，进一步扩张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兴奋不已。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幕后的安排。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共也加强对世界经济组织的渗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中共官员出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位时，积极推动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共的图谋背书、为中共的政策辩护。
中共不断利用国际经济组织贯彻自己的经济意图和行事规则。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纵那些经济组织，必定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以上只是罗列了几个经济全球化被共产邪灵利用来推广繁殖共产主义的例子。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总会超越国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把全球化变成了魔鬼统治世界的跳板，现在是人类深刻警觉并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产因素剥离掉，回归一个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表现是各国加强政治合作，出现各种新的国际组织，制定各种政治议程和国际条约，限制国家主权，把主权国家的权力逐渐让渡给国际组织。这种具有超越国界管辖权的国际机构、规则和管控方式出现后，开始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管理权力向某种类似全球政府的国际机构集中，有演变为“世界大政府”的趋势。它侵蚀了国家主权，削弱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正常的国际规则，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共产邪灵的图谋。
在此过程中，共产邪灵一直在推动和利用国际组织扩张共产势力，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变异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推广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理念，进行财富再分配，并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把人类带向极权与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当初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作为一个超国家概念，联合国符合了共产主义消灭国家的目的，因此成为共产邪灵觊觎的对象，被利用来充分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苏联所主导的共产阵营利用的工具，变成了共产党大展身手、推动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联合国成立并起草宪章时，当时的苏联是发起国及其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联合国宪章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书长、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11]联合国宪章和公约隐藏的对共产政权有利的“后门”跟这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很多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一任选举产生的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会主义者，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共拉入联合国。其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是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共产革命持同情态度，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是缅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的理想与联合国宪章一致。[13]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这就不难理解，红色政权的头子受到联合国极高的礼遇，很多联合国公约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
联合国的最高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维和部队由“政治与安理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而从1946年到1992年担任此职务的14个人中，竟然有13个是苏联人。苏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扩张共产势力，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虽然喊的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实施的却是符合共产政权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亲社会主义的组织。
共产势力在联合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红色间谍在联合国到处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说：“在联合国的共产外交官代表了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后，共产遗毒仍在联合国普遍存在：“很多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被共产黑手党所包围。”[16]
中共利用联合国作为宣传平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名额。尽管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利益的秘书长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背书，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中共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扩张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债务危机。如斯里兰卡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港口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巴基斯坦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下，“一带一路”却受到一些联合国高官的吹捧。[17]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在联合国宗旨里，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来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它腐败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把人权变成了国内事务，即所谓的“内政”，以此来掩盖其在国内的人权劣迹，甚至以生存权作为自己的功劳来标榜。中共也在联合国攻击西方的民主价值，凭著与第三世界小国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由于共产邪灵的操控，联合国事实上在人权方面不仅鲜有作为，而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不少学者翔实记载了联合国是怎样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阴影之中，但后来“新”的联合国对大规模杀人事件不作为；联合国最初的目的是打击侵略者并保护人权，道德判断是采取行动的必要前提，而联合国拒绝作出道德判断。[18]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哥尔德（Dore Gold）断言：“联合国并非一个动机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组织，它实际上加速并传播世界混乱。”[19]哥尔德用大量事实证明联合国的诸多弊病，包括错误的“价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对等”、“道德相对主义”；腐败现象普遍，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当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不民主国家拥有多数票，共产政权有更大的操纵空间。[20]哥尔德说，联合国是一个“卑劣的失败”，“被反西方势力、独裁政府、扶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以及美国最坏的敌人所主宰”，“背叛了联合国创建者们的崇高理想。”[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行的是多数票原则，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能成为成员国甚至人权理事会主席，让人权审查失去意义。中共更是用利益收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让美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中共人权问题的谴责案屡屡搁置。联合国“以多暴寡”的原则，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共产邪灵对抗自由国家的工具。这导致美国多次退出人权理事会。西方想要推广人权、自由，却屡屡被共产国家阻挡。最后人权理事会被流氓劫持，通过的所谓国际公约，对极权国家没有约束，这些国家把它们当作幌子却不实施。
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十分相似，却与美国宪法相对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如苏联宪法有些条款在列举公民享有权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字样。表面上看苏联宪法给了公民一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多具体法律又规定了很多“范围”，而使得苏联政府根据具体“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条款，任意剥夺公民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宪章》、契约和公约界定人们权利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一些条款在“人人有权”如何之后，也附加了“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选择了某种蓝本，而是共产邪灵有意在最初为共产政权留下的一个“后门”。
问题是，如果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每一权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剥夺。“暴君们还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借口？大多数战争和国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义进行的。”[22]自由国家很难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共产政权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钻人权公约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共产邪灵通过其代理人不断提出全球问题，声称要通过国际化合作和权力架构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各种国际条约不断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管制，国家主权走向弱化。这种言论出现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场合中。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主张却与共产邪灵的意图非常一致，就是要消灭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目标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说，并印成小册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体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说：“完全主权国家无力应对环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预防战争还是制止对生活条件的终极伤害的需要──都需要一个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说：“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好的选择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为此，我们期待在跨国联邦政府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实上，联合国环保署的建立，正是因为1972年一个倡导世界邦联的团体认为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决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环保机构。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78个政府投票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个800页的蓝图涉及环境、女权、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一位有影响力的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后来联合国环境项目的官员对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国界已经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国际贸易、资金往来与难民等问题的侵蚀，国家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控制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国家实际上在把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社会，并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那些问题将无法解决。”[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来都冠冕堂皇，但推进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才是其真实目的。如环保问题，本书“环保主义篇”已详细论述了共产邪灵如何利用它来推进其图谋。
尽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书长时，联合国开始朝全球政府激进演变。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联合国部队，并要求有征税的权力。[27]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加利未能连任。否则联合国的现状难以预料。虽然共产党政权总是拒绝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但却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支持扩张联合国的职能，不断推广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在一个人类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是进步的关键支柱。”[28]曾供职于美国空军、白宫和多个政府部门的战略思想家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认为，安南所谓的“进步”将摧毁国家主权，为无国界的地球公民社会开路。而联合国的“和平教育”项目事实上由极左派组织和指导，将会摧毁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一个无国界的社会主义的极权世界，进行全球治理。[29]
事实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产主义的名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列举了共产党人的45个目标，其中一条是：“把联合国推崇为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其宪章重写，就要求去设立为一个具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识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产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利用各种议题先在各个领域建立超国家的机构，然后推动这些机构的联合，并不断鼓吹对联合国的推崇与依赖，最终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描绘成解决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联合国当成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人企图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权力操控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正是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是一种人自己树起来的宗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人类对世界与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这无可厚非，但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则无疑是个新时代的乌托邦，也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必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实施能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球化推动的世界政府，绝不会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苏联和中共一样的极权超级大政府。
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以各种诱人的好处、福利许诺、全人类的乌托邦蓝图来吸引各个国家加入。这与共产主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世界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为诱饵，而当其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如此复杂的问题，要作为唯一的希望来承担各种乌托邦设想的诱人蓝图，不管是全球环保、安全还是福利，必然要求权力的集中以实行各项政策，这无疑将会把政府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前所未有。它将不管成员国是否有共识、是否有承诺，而只专注于强制执行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体制，更不是人权良好、道德高尚的国家，当国家与国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时，它们会采用最低的标准，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权的要求，也就是不在这些方面作任何评判，用所谓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权中立”等说辞来达成联合的最大公约数。“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谓的主流文化来维系整个世界，可是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环视所有积极推动世界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或者对宗教信仰采取进步主义看法的。很显然，世界政府一定是无神论为基本价值观的政府，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推动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就会强迫实施所谓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防止分裂和独立，“世界政府”将会极大地强化其军警力量和对言论自由的管控。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与文化的国家和政府，只能依靠专制权力也就是极权主义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对各国民众自由的干涉和剥夺。也就是说，世界政府一定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它必须依赖强权才能维持这样一个政府。
到头来“世界政府”就是活脱脱一个共产极权政府的翻版，其结果与当今共产党政权奴役残害其国民毫无二致，不过是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听一个命令，变异和毁灭全人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过程中，所有共产政权使用的邪恶手段都会一一再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一个摧毁人的传统和道德的过程，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期望的结果。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共产邪灵在过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种变异文化形式，包括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思潮、电影电视、变异生活方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推向全球。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盗用，内涵被阉割，文化形式混杂变异，在达到牟利目的的同时，迅速地败坏所到之处民众的道德。
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它地区所接纳和吸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信仰失落，技术发展不断推动着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想当然地把物质发达和优秀文明直接联系起来。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集中力量通过非暴力共产主义攻陷美国。当其在美国的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媒体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异、破坏之后，再把这种败坏的文化以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之标签，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广和扩散。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瞬间便呈现在印度遥远山村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云南保守的边远山村通过好莱坞电影认识到单亲妈妈、婚外恋、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编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几乎立刻反映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区成为爱滋病泛滥的重灾区；从南美厄瓜多尔，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太平洋岛国斐济，摇滚乐都极为流行……
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1]在左派看来，“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但对其背后的共产邪灵而言，败坏神留给人的传统文化、让人背离神，是其达到毁灭人类目的的途径。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变异文化以及来自共产极权的党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飙的飓风一样，把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无情地扫荡著神留给人的传统价值。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西方的变异文化对全球的影响，下一章将会分析共产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带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征，带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论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类传统中神给人留下的普世价值是相通的。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直接带来物质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被普遍当作“落后”，用“现代”、“革新”、“进步”和商业价值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进的“共同价值”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而能够形成全球认同的文化元素、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剥离传统、民族特色之后的最低标准或者那些能够被商业化的部分。所谓“人类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是这种“共同价值”的代表。但是邪灵鼓吹的这种貌似高尚的价值，实际上让人放弃传统文化与价值，把变异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这种全球共用的最低标准，也体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文化主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内涵都完全针对消费者，以消费者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诱惑、放纵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这种针对人的欲望的消费文化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人类传统的手段，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产品为了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制作和包装过程中尽量不冒犯其它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产品却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点、内涵，也就是利用文化产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剥离传统内涵；而非主流社会，消费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为成本的关系，更加受制于单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费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业文化。
其二，媒体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邪灵非常容易利用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变异理念，将原有的民族文化题材作为卖点包装，内涵中加入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推广，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推广变异理念。
其三，促进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广告、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流行的文化不断轰炸，告诉消费者：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样休闲娱乐、拥有这样的产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于是邪灵大肆利用各种物质和娱乐方式刺激个人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与精神的层面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背离著对神的信仰和传统价值。
共产邪灵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扩散其变异理念，另一个有效手段是利用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传统广告、电影电视、新闻热点不断炒作各种反传统的变异理念的密集轰炸之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变异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变异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视为正常，变异行为甚至可以成为“时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摇滚、抽象派艺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这种手段扩散全球。
现代派艺术是变异的、违背传统审美价值的，很多人最初对其并无正面认识。当各种现代艺术在全球大都会不断展出、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各种怪异“艺术”在媒体上不断被报导，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艺术品味“落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审美标准，向变异的艺术靠拢。当然魔鬼能够利用从众心理，也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坚定的主见──人一旦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离开了神留下的永恒标准，则一切都成为相对可变的，使魔鬼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不但能够迅速扩展至全球不发达地区，而且被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共产邪灵恰恰利用这一点，把变异的现代文化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播撒，冲击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摇滚、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迅速扩散全球的。正如本书中多处指出的，这些变异文化都是邪灵在背后推动、发展的，和西方真正的来自信仰的传统价值无关。
各种变异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好莱坞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变异思潮的载体。由于电影艺术的特点，它让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载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本书教育篇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校园的泛滥，这使得大批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们回国后又将其进一步传播。这些变异思潮带着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迷惑人的标签，使其冲击、毁灭当地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总结，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社会中获得通过，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分不开：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学生活归来的留学人员接受了“同性婚姻权利”的观念，促进了民间的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其次极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步主义政客，其实也都是在西方留学期间培养了其进步主义思想。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宽容成为主流。共产邪灵利用这一特点任意扩展了“宽容”的概念，让价值中立成为“全球共识”，从而借机鼓吹各种变异思潮。尤其是同性恋、性解放等等变异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严重冲击和腐蚀著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连锁零售商宣布，店内的更衣间和厕所将是“对变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说任何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或者女更衣间，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美国家庭联盟呼吁消费者抵制这一政策，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妇女或者儿童的侵害。[32]事实上2018年确实发生了一个男人进入店内女厕并公然面对一个小女孩暴露自己身体的事件。[33]
面对遵守传统观念的消费者对该连锁店的抵制，有人总结了全球获得“公司平等指数”（衡量对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的态度的指标）满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发现这些与该连锁店站在同一阵营的企业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这种抵制已经不现实了：从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车厂，从各连锁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银行、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到各手机、电脑品牌等等。[34]换句话说，变异的观念已经借助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变成无所不在的“主流”了。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这极大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运动。在全球化条件下，爱滋病扩散全球，爱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同性恋者不断成为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的对象，魔鬼乘势推动同性恋运动不断扩张；医务工作者鼓励同性恋的爱滋病患者不要耻于就医，而魔鬼则借机宣扬社会应当从道德上认同同性恋行为。因此我们看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的资助促进了同性恋运动。[35]
南非首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入了新的公约，要求把性倾向、性别认同作为衡量人权的一个指标，并最终获得认可。这是第一个直接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的联合国决议，[36]它实际上偷换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把变异纳入正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要求，“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资讯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学者质疑，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穿着带有魔鬼标记的T恤衫进行自由表达，将构成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否儿童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对父母说话？[38]儿童未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违背伦理的行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父母不得否定儿童自愿的性别表达意愿（即儿童可以自己“选择”性别，男孩可以“选择”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则父母被视为虐待儿童。[39]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变异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都被其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也都被纳入。人们陶醉于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陆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与意识也在迅速被改变。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变异文化像汹涌澎湃的海啸，所到之处，山河变色，文明失守，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是人类能够维系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是人类能得到创世主救度的关键。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都被共产邪灵的有意安排所变异甚至摧毁，文明的航舟面临空前的危机。
结语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但都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套普世价值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创世主为各个民族奠定的。
共产邪灵出现之后短短一百多年里，分别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积破坏传统文化，已然使人类走到了危险境地。
十月政变后，共产邪灵先后在东方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屠杀传统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共产国家渗透、控制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滥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钱利益拉拢小国，企图借用联合国大政府，将整个世界拉向腐败、堕落。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共产邪灵利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扩大，绑架、控制全球化，把变异因素推向全球，系统地破坏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共产邪灵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著整个世界。
如今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团体掌握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资源，其影响力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环境、经贸、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战争、移民，小到娱乐、时装、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无不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主义者”的操纵。一旦世界统一政府完成，人类整体在一个号令下被变异、被毁灭，都成为很容易的事。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配合其它全方位败坏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间把人类社会败坏得面目皆非，东西方世人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类只有走回传统，不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当中都重新引入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才能在神的呵护下，摆脱共产邪灵，走向光明的未来！#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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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
[3]V. I. Lenin, “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enin’s Collected Works, 4th English Edition, Volume 2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240-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9/mar/x04.htm.
[4] G. Edward Griffin,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Appleton, WI: Western Islands, 1964), Chapter 7.
[5] 同上。
[6]James Bovard, “The World Bank vs. the World’s Poor,”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92, September 28, 1987,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092.pdf.
[7] The World Bank, “Poverty: Overview,”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8]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
[9] SME.ORG, “Inside America’s Bold Plan to Revive Manufacturing,” 2015, https:/www.sme.org/american-manufacturing-and-nnmi/.
[10]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2016,” July 2018， https://www.bls.gov/opub/reports/working-poor/2016/home.htm.
[11] Alex Kingsbur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veal KGB Spies in the U.S.: Alger Hiss, Elizabeth Bentley, and Bernard Redmont Are the Subjects of Scrutiny,” U.S. News, July 17, 2009, https://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09/07/17/declassified-documents-reveal-kgb-spies-in-the-us.
[12]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Appleton, Wisconsi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92), 69.
[13]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69-70.
[14] United Nations, “Boutros Boutros-Ghali,” http://www.un.org/chinese/sg/formersg/ghali.shtml.
[15] “FBI Chief Finds Red Spies ‘Potent Danger,’”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63, quoted in G. Edward Griffin, The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7.
[16] William F. Jasper, Global Tyranny… 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75.
[17] Colum Lynch, “China Enlists U.N. to Promote Its Belt and Road Project,” Foreign Policy, May 10,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10/china-enlists-u-n-to-promote-its-belt-and-road-project/.
[18] 参见：Robert W. Lee, The United Nations Conspiracy (Appleton, Wisconsin: Western Islands, 1981); William F. Jasper, The United Nations Exposed: The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to Rule the World (Appleton, Wisconsi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2001);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4); Joseph A. Klein, Global Deception: The UN’s Stealth Assault on America’s Freedom (Los Angeles: World Ahead, 2005); Eric Shawn, The U.N. Exposed: How the United Nations Sabotages America’s Security and Fails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Daniel Greenfield, 10 Reasons to Abolish the UN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11).
[19]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3.
[20] Dore Gold, 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 1-24.
[21] Quoted in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403-4.
[22] G. Edward Griffin, Fearful Master: A Second Look 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11.
[23]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89-90.
[24] Quoted in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90.
[25]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 Humanist Manifesto II, https://americanhumanist.org/what-is-humanism/manifesto2/.
[26] Hilary F. French, After the Earth Summit: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orldwatch Institute Paper 107, March 1992, 6, http://infohouse.p2ric.org/ref/30/29285.pdf.
[27]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71.
[28] Quoted in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401.
[29]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401-3.
[3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31] Bernard Connolly, 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 Dirty War for Europe’s Money (London: Faber & Faber, 1997),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13-118 of 11181.
[32] “Sign the Boycott Target Pledge!” 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https://www.afa.net/target.
[33] Hayley Peterson, “Outraged Shoppers Threaten to Boycott Target after a Man Exposes Himself to a Young Girl in a Store’s Bathroo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6,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arget-faces-boycott-threat-after-man-exposes-himself-in-womens-bathroom-2018-4.
[34] Samantha Allen, “All the Things You Can No Longer Buy if You’re Really Boycotting Trans-Friendly Businesses,” The Daily Beast, April 26, 2016,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ll-the-things-you-can-no-longer-buy-if-youre-really-boycotting-trans-friendly-businesses.
[35] Graeme Reid, “A Globalized LGBT Rights Fight,” Human Rights Watch, https://www.hrw.org/news/2011/11/02/globalized-lgbt-rights-fight.
[36] 同上。
[37]《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http://www.un.org/chinese/hr/abc/2.pdf。
[38] William Jasper, Global Tyranny…Step by Step: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148.
Welcome to the boring weekend.
A Tax on Your Worst Day
Illinois's new digital asset tax takes its cut even when you sell at a loss — and that's a moral line, not a technicality.
https://open.substack.com/pub/ilbtccouncil/p/a-tax-on-your-worst-day
https://blossom.primal.net/0f19f794d833927cdb6c5b08cdaae22a7cfc6bdcdc98f4f0c9e2f44c58933b25.png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TODk0unqeiYMw6KC7hDi8NTalYQx16sc1OtEiTip/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4__环保主义_下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2018年09月07日 16:43 PDF版 分享转发
文：《九评》编辑部 来源：正见网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下）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运动(上)
目 录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3.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2）打击资本主义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5）反人本主义的新宗教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海洋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3,000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像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 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 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2，[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1366W/m2，[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可以调节参数，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二十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认为，不仅人类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而且地球气候系统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敏感。[14]
另外，气候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变化过程，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从而造成气候模式不能正确反映这些现象。比如现有气候模式不能正确描述、更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现象。[15]自从7,000到9,000年之间的中新世最高温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0.5到1摄氏度，但模式的计算显示过去11,000年反而增温0.5到1度。因为过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显示模式只对温室气体的增温效果敏感。[16]通俗地讲，气候系统中控制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里，模式只能够反映温室气体造成增温的效果，而对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温却不能正确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间，观测到的增温几乎停滞。德国气候科学家、汉堡大学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长趋势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更加陡峭。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过去10年我们应该看到气温上升0.25摄氏度左右（0.45华氏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长是仅0.06摄氏度（0.11华氏度）。”他认为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气候的自然变化。[17]
对于如何看待气候系统的内部过程，科学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岑博士认为气候系统中存在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根据观测，热带的高空卷云（可以让阳光透过，但会阻挡地表向上发出的红外线，具有温室作用）和海面温度呈现负相关，温度增高时，云量减少，这可以让地球表面通过红外辐射无阻碍地向外太空散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类似于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温室效应。[18]这个理论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前NASA科学家、阿拉巴马大学斯宾塞（Roy Spencer）教授总结了卫星观测结果，对云在气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现有气候模式把观测到的云量随着温度变化，当作云的形成与消散是温度变化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云量变化造成了温度变化，并且这将导致温室气体增温效果远远小于现有气候模式的预测。[19]
对于观测到的气象数据如何解读，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马大学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大气科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断扩张和地表开发（如农业活动）对气象观测站附近的地表气层（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作用，认为这使记录到的地表温度随着人类活动增长而不断增高。在过去100年地表温度上升的记录中，大多数地区的夜间最低温比白天的最高温上升更快。他认为不断扩张的人类地表活动，而不是温室气体增加，更能解释这一现象。[20]
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学家也有争议。比如，2014年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莱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国参议院做证说：“我的结论是，在美国寒冷的时候干旱更加频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全球变暖会对农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参议院作证说，从历史上来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对植物农作物带来好处，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1990年代担任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主管时，是当时的气候模式的创建者。他认为已有的气候模式预测的增温远比观测到的要大，因为模式高估了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22]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学家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政策，我们就必须有灾难。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类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现意外。”[23]虽然他后来声明并不是主张伪造数据，但其主导思想是明确的：灾难才是促成决策和行动的主因。
把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已经成了激化气候问题的一种时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学假说也不断登台。2014年初北美经历了极端寒冷天气。一个理论推测，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融化会使高空中的喷射急流（jet stream）路径发生变化，从而向南方输送极地寒冷气团，造成极端寒冷的天气更加频繁。这种和直觉相悖的推断当然更受媒体和环保主义活动家的青睐：连极端寒冷都是气候变暖惹的祸，岂不是让我们更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但事实上，长期气象记录表明，北美极端寒冷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2014年五名杰出的气候专家在《科学》杂志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反驳这种假说。他们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当北极海冰比现在更厚、更广的时候，冷空气爆发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严重。在50到100年的较长时间内，已经确定的是，相对于美国各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极端低温记录发生的频率已经降低。[24]
美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科学家华莱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统计推断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即使当统计上关联显著时（比如热浪和气候变暖的关联），事件越极端，全球变暖对观察到的异常的相对贡献越小。如果我们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有充分了解，那么样本量的限制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它们并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库宁（Stev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的撰写了一篇评论《一份关于气候的欺骗性新报告》，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对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遗漏性误导强化灾难意识。[26]
该报告指出，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但该报告却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与20世纪早期类似，而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这是遗漏性误导。该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埋藏在报告深处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代更频繁。这一技巧也出现在美国政府的2014年全国气候评估中，该评估强调1980年后飓风强度的增加而不讨论更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近表示，它无法发现人类对飓风的任何影响。[27]
事实上，热浪出现最频繁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21世纪的今天。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热浪指数显示，当时多达40%的年份热浪指数超过0.45，而21世纪最热的年份该指数也不过0.3左右。[28]而当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到目前积累总量的10%。[29]
原英国坦戴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迈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评环境主义造成媒体、科学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气候变化的灾难意识：“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环境现象——‘灾难性’气候变化现象。似乎仅仅说“气候变化”并不显得糟糕，所以现在它必须是“灾难性的”才值得关注。……为什么不仅仅是环保主义活动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公然将恐惧、恐怖和灾难的语言与可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混淆，故意忽视围绕科学预测的范围和条件？”[30]
已故科学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气候理论“共识”的倡导者，曾经担任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小组组长。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问：“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广泛的支持，以捕捉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媒体报导。所以我们必须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简化的、戏剧性的陈述，并且几乎不提我们可能有的任何疑问。”他认为这导致了科学家必须在“有效”和“诚实”之间选择的道德两难境地，尽管他希望两者兼顾。[31]
魔鬼要毁人，炒作气候灾难不仅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笔，也同时在科学界败坏学术道德。气候学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把不成熟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当做事实，通过媒体炒作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资金倾斜、联合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边缘化不同声音，在所谓“共识”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暴露了共产魔鬼的“斗”、“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学家确立“共识”的同时，又通过受其影响的媒体和政客们将气候灾难的“共识”贴上“科学证明了”的标签，将之作为不可挑战的教条向全球推行，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把变异的善恶观念渗入人心。前述英国绿色和平成员的犯罪行为合法化，依赖的正是“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灾难”的“共识”。以这种教条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法规也将给世界正常的秩序带来混乱。以各种理由打烂“旧世界”，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这些都是为魔鬼最后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伪“救世主”身份出场作铺垫。
3.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势力被削弱、共产党国家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凸显，环保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被邪灵在全球范围利用来推动其图谋。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共产邪灵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剥夺人的财产、自由，无限扩大政府强制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环保主义让邪灵有了一剂很好的迷魂汤，在保护环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轻易剥夺。
第一，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传统共产国家通过革命方式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由于时过境迁，故伎重演难度很大，因此环保主义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环境灾难的名义迫使人们主动放弃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地球之友协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须是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32]知名环保思想家希尔曼（Mayer Hillman）称：“配给制是防止气候变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给制必须实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因为“保护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灭绝，跟这个目标相比，民主这个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了“个人碳定量证券”的概念。一位英国科学家表示，这是“引入第二种货币，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份额。这种财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须从穷人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34]在苏联或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碳定量配给制是极权制度实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中共当年配给的油票、粮票、布票一样。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赋予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对财富和自由的支配权。
第二，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个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想让人主动放弃个人自由，接受对个人生活的诸多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巨大的即将到来的灾难，迫使人们放弃自由权利。“全球变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环保主义者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碳意识联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个禁令清单，这个清单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强迫人们改变其行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炉灶，禁止白炽灯泡，禁止瓶装水，禁止某些地区生产的私家车，禁止等离子电视，禁止建设新机场，禁止扩建现有机场，禁用电器设备上的“待机模式”，禁止燃煤发电，禁止电热水系统，禁止开车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税，征收大型轿车税，征收超市停车场税，征收垃圾税，征收第二栋住宅税，征收第二辆轿车税，征收假日航班税，征收电力税以补贴太阳能[电力]，征收大型轿车陈列室税，征收进入城市的汽车的生态税，需要许可才能驾驶自己的汽车超出城市范围，缩小电器设备的选择范围，给每个人分配碳信用额度，规定燃料效率标准，研究如何减少挪威驼鹿产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线迫使司机小心驾驶。[35]
第三，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各个西方国家除了环境保护局的庞大机构之外，开始利用环境借口，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部门权限。任何机构都有 “自我维护”、“自我扩张”、“自我繁殖”的倾向，这些环保部门也不例外。它们利用甚至滥用手里的权力，向社会公众散布环境灾难的恐怖论调，以争取更多行政经费，稳固自己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位置，最后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美国旧金山市设立年薪为16万美元的“市气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伦敦最贫困的一个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官员。[36]这和大学、公司设立“多元化”官员的运作机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民主制度过时论，伺机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环保主义者声称，民主制度不可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必须采纳或者至少部分采纳极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精确地总结了这种心态：“生态危机只能通过极权的方式解决”，“需要一种‘生态专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会自愿采纳“绿色议程”。[38]环保主义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个幸存者——拯救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计划》这本书中呼吁：①过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行人口控制；②过度发达的国家必须还原化（必须“消除其发达化”）；③欠发达国家必须半发达化；④必须建立监督和调节世界体系的程序规则，不断努力维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最优平衡。[39]事实上，除了一个全球性的极权政府，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等于利用环保旗号鼓吹建立全球极权政府。
第五，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中共制度优越论，为共产极权唱赞歌。由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碳，产生更多的垃圾，环保主义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减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报导，中共从80年代初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口从控制在13亿，假如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该报导作者得出结论，中共无意间为全球的碳减排做出了贡献。被作者忽视的是数亿幼小的生灵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难。
环境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模式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国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部分河流已经无法饮用，中国的沙尘暴飘洋过海到了韩国、日本、美国。按理说，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共。吊诡的是，很多环保主义者对中共赞誉有加，甚至视其为环保事业的希望。美国共产党的新闻网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来对环保新闻的报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令人惊讶的是，该网站环保新闻的主调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这只能说明共产邪灵在背后的操纵。
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克劳斯在《环保的暴政》一书中睿智地指出：“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专制主义，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41]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极权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苏维埃式专制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它乌托邦一样，这样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42]他批评环保主义“鼓吹地球和自然，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与当初的专制主义学说极其类似——妄图通过一项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规划取代自由和自发的人类演变进程”[43]。克劳斯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环保构建国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众。
2）打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资本主义，而环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破坏环境的天敌，于是共产主义与环保主义有了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把人类正常的环保活动演变成为征服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产主义曾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也就是“人间天堂”，来煽动穷人闹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以环保主义为掩护的共产主义采取的则是一个类似的手法，但是，描绘的远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乌托邦”，一个“人间地狱”：在一百年之后因为地球变暖，到处是山崩海啸，干旱洪水热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一次煽动的不再是穷人，而是要富人们起来抛弃原来的生活模式。谁会自愿改变舒适或者习惯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个政府当然不够，那就要靠联合国，要靠世界政府。还动不起来，就把未来的生态灾难给以强化宣传，制造生态恐慌，从而影响民众和政府，让政府强制推行环保主义的政策，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原教旨共产主义在获得政权后，一是剥夺富人财产，所谓的杀富济贫，其实穷人还是穷人，财富都被当官的贪了去；二是搞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把经济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们看看环保主义的做法。一是要富国出钱帮助穷国，财富再分配，其实穷国还是穷国，帮助穷国的钱通常都被穷国的官员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用各种严苛的环保政策来捆住资本主义的手脚，让企业关停或者迁到海外，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垮下来，从经济上削弱资本主义。环保主义在摧毁资本主义上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何其相似，说白了，也就是共产主义以不同面目在人间作祟。
环境主义的重点就是渲染未来的灾难，用恐惧来俘虏今天的民众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传这种末世恐慌的人，他们自己却过着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认为大难即将临头。
可以看出，因为要利用环保危机，特别是利用“全球变暖”这个共同“敌人”来联合各种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强调和夸大危机就成为了必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人们对价格最低廉的能源产生巨大恐惧，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气以及核能源。数十年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人们对核能源产生恐惧，现在他们又要想办法让人们害怕化石燃料，办法就是声称化石燃料会造成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严苛的环保条例就成了打击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成了“就业杀手”。绿色刺激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新发电厂的法规，更严格的车辆法规，《巴黎议定书》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变暖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气候科学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变暖主要是人为的，并且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类无任何益处。
在环保主义推动下，一味地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学产品等，就意味着提高产品造价，减少利润，就会有相应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减低造价，保住利润。即使是环保支持者们也承认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仑54.5英里，也最多能达到2100年时使气候增温幅度降低0.02摄氏度，[44]对所谓的降低温室效应几乎无补。但各种限令的结果却是让百万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
环保新产业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动和补贴，不是市场运作产生的。在研发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就搞大规模的量产，实践证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业很难生存，拉动就业也就谈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业不是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业损失是净损失。
环保运动大力鼓吹绿色能源，掀起来一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大跃进，但是制造绿色能源本身带来的污染却被掩盖或者低估。太阳能板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种剧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将是贫瘠的，没有草或树木会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就像炸药——它有毒，是污染的，人类永远不会碰它，”《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如是说。[45] 同时在制造太阳能板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样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说绿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绿色而是污染。
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业拉回美国。除了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环保也是一个阻挡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台湾电信巨头富士康欲在美国投资设厂，谈了数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国广州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大厂，从洽谈到动工，只用了50天。该公司总裁呼吁美国应该到中国学习和调研。 [46]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在环保方面为企业松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除了税收优惠，威斯康辛州政府还豁免了高标准的雾霾、湿地等相关环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资得以在该州落实。
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100多个签署国中，美国独自每年就要承担75%的费用，也就是大约750亿美元。美国要在2025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当于每年减少排放量大约16亿吨。至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污染国的中国，目标是允许其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47]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对美国强加的苛刻限制，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会丢失270万个工作”，“这个调查报告还显示，到2040年，遵守上届政府的承诺将造成以下行业大幅减产：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到这时，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调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业职位，而家庭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着环保名义，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技术、制定不合理的法规、协定，衹能让共产国家有机可乘，反制西方。这样尤其致使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西方世界对抗共产邪恶的最后堡垒，无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着邪恶坐大。这其实正是邪灵期盼的结果。
我们不是否定环保。环境需要保护，但是，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万物之灵。超前的环保，过度的环保，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环保，是中了邪灵的圈套。环保必须有一个平衡点，而现在的环保运动是不在乎平衡点的，而是永无止境的要向一个方向推动。在这场过度、极端的环保运动中，我们不怀疑有很多活动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共产邪灵的幢幢鬼影。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2009年6月，美国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GMA）播出了一集畅想未来的特别节目，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变暖”对地球和人类的冲击。节目中，一名专家声称2015年海平面会迅速上升，纽约将被海水淹没；一名受访者说届时将会有“长达数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为12.9美元；一加仑汽油的价格为9美元。其论调之夸张使该节目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质疑说，这一切真的可能吗？
事实上，可能与否并非媒体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危机意识”是环保主义驱动大众的指挥棒，而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相矛盾的，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怎么能造成公众的危机感呢？于是，环保主义打着为全人类未来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以“科学共识”为名达成全民“共识”。
丹麦经济学家比约·隆伯格（Bj?rn Lomborg）在名为《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的著作中，承认气候变暖，也承认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适应性和科技进步，这不会造成灾难。由于他的立场和环境主义“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教条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将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对其著作进行审判，然后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学欺诈”（但随后的政府调查证明隆伯格是无辜的），反对他的人企图利用科学欺诈委员会的判决，撤销其丹麦环境评估研究所所长职务。他在火车站人们甚至不愿意和他站在同一个站台，有一个环境主义者甚至向他扔馅饼。[49]
气候学家、前NASA卫星专家斯宾塞博士总结了14种宣传伎俩，包括制造恐慌、诉诸权威、利用从众心理、许诺必胜、人身攻击、煽情、谣言战等。[50]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当今许多国家发生的对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的思想和言论钳制现象。[51]
例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公众发言中说，对待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发言平台。奥尼尔指出，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被扣上“否认者”这个帽子。这包括一大类人，从承认气候变暖但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的人，到完全否认任何变暖的人。这个词杀伤力很大。爱丁堡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查尔斯琼斯指出，“否认者”这个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大屠杀否认者置于同一个令人恶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声称对气候变化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从犯，将来他们将面临纽伦堡式的审判。一位知名环境主义作家写到：“我们应该对那些混账（气候变暖理论的怀疑者）进行战争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的气候审判。”作者评论道：“我们通常只在专制国家才听说过给思想或者言论定罪。……从妖魔化一群人并把他们的言论描述为有毒和危险的，到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只有一步之遥。”[52]这位记者的判断是正确的，钳制自由思想正是共产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正是魔鬼用来替换人们判断善恶的普世价值的伎俩。
一位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发表论文，讨论太阳在地球过去的历史温度记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这挑战了“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元凶”这一教条，某环境主义网站称其企图施行“群体屠杀”，并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称为“重罪犯”。[53]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大型环保团体的高级官员警告说，媒体在播放气候变化理论的怀疑者的发言之前应该三思，“因为允许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会造成伤害。”[54]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一次演讲中说，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露面一样，全球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发表言论。[55]澳大利亚的主流专栏作家们在开始考虑以“反人类罪”起诉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在澳大利亚包括总理在内的政要们参加的一次峰会上，一个提议是剥夺违反者公民权。其中一个主意是重新审核澳大利亚公民，只给那些证明自己是“对气候环境友善”的人重新发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试图动用法律武器迫使气候变暖假说的反对者噤声。2015年，二十名学术界人士致信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为工具，调查那些对气候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组织。其真正诉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论自由。[57]2016年，多个州的司法部长开始形成联盟，针对传统能源行业，调查其是否“误导投资者和大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这种对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调查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是扼杀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辩论。[58]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共产邪灵很会利用人间运动来聚集人员，组成机构，以造成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街头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会组织罢工等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环保组织打着环保招牌，用政治正确、环保无上来聚集数量巨大的环保人士而形成环保运动，游说、挟持政府甚至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强迫推行不合理的协议、法规，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声。
正如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确提出的，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 “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过两千万美国人参加了地球日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应对环境恶化的措施却是人口控制。当时美国许多的左派组织决定“哪里人多就去哪里（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参与了环保运动，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解药。
形形色色的左派团体利用环保运动走向街头革命。如美国有一个“人民的气候运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产物，参与的组织有“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行动”，毛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另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举办“人民的气候集会”，“人民的气候游行”。集会上的标语是“制度改革，不是气候变迁”， “资本主义正在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环境”，“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星球”，“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战斗”。[60]
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队伍是代表共产极权的一片红旗的海洋。[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壮大环保势力，绿色和平已经在演变成红色革命。
5）反人本主义的新宗教
共产邪灵除了把环保主义劫持为政治运动之外，还把环保主义变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种反人本主义的宗教。
美国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表示：环保主义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宗教之一。他认为，环保主义具备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堕落，失去恩典，走向毁灭。它设定一个最初的伊甸园，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承受恩典的状态，人类由于从知识树中进食，从恩典陷入污染状态，“并且由于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审判日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能源罪人，注定走向毁灭，除非我们寻求救赎，这个救赎现在称为‘可持续性’”。[62]
克莱顿认为，环保主义的所有信条都关乎信仰。“这关系到你将成为罪人，还是被救；你是属于将被救赎的人群的一员，还是将被毁灭的人群的一员；是我们的一员，还是他们的一员。”[63]
这种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美国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认为，环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它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对伦理行动的道德要求，并以此来判断人类行为。[64]
前文引述过的著名科学家、量子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环保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居主导地位的世俗宗教。这种宗教认为……用我们奢侈的生活垃圾损害地球是一种罪，正当的道路是过尽可能节俭的生活。这种新宗教的伦理成为全球幼儿园、学校、大学的讲义。” [65]
对此，很多环保主义者并不讳言。因为性骚扰丑闻而辞职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辞职信中说环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当环保主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打击不同意见，越来越与科学脱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认为，环保运动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所带动；环保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旨在摧毁现行社会的准宗教。
这种新的宗教与共产主义一样，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图景，即人可以自己靠自己的智慧，规划自然环境，成为救世主。而这种“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对现有文明的基础上的。如联合国和平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师说：“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业文明的崩溃吗？”[67]克劳斯总结说：“如果我们严肃的对待环保主义者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68]他同意生物学家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那就是环保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生态危机的理性与科学的回答，而是对现有文明形式的整体排斥。
有人认为，环保主义在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极端攻击。而这种仇恨和极端化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人类主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马克·斯廷（Mark Steyn）说：他们（环保主义者）认为“每个出生的人……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温室气体，并增加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我们本身就是污染; 节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孩子们留下更可持续的环境的最好方法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不再是受欢迎的，相反，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受欢迎的。”[69]
这种把人视为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以自然环境摆在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人的神圣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类生育、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思维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本主义，等于用一种新的宗教取代传统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极权主义、强制统一思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结合，并无法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将毁掉现有的文明、现有的自由与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把人类引向歧路，这正是共产邪灵劫持环保主义想要达到的真正企图。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创造了优美繁荣的地球，这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环境。人有权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有义务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和万物。千百年来，人类守护着远古时神留下来的告诫，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出现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心变坏，而其效果又被科学技术放大的结果。污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污秽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此，净化环境必从净化内心开始。
环保意识的兴起出于人类自救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但它给了邪灵可乘之机。共产邪灵利用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大规模的恐慌，鼓吹变异的价值观，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企图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这种被共产主义变异的思路里解决环境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更快地被集体奴役和走向毁灭。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靠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或者仅依靠现代技术，而取决于对宇宙、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类恢复传统，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将回到神的子民的身边；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将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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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页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2/03/freeman-dyson-misunderstandings-questionable-beliefs-mar-paris-climate-talks/vG3oBrbmcZlv2m22DTNjMP/story.html.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 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reeman_dyson_takes_on_the_climate_establishment.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13/7/pdf/i10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hans-von-storch-on-problems-with-climate-change-models-a-906721.html.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D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 (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john.christy/christy/ChristyJR_CST_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a/aa8f25be-f093-47b1-bb26-1eb4c4a23de2/01AFD79733D77F24A71FEF9DAFCCB056.6314witnesstestimonylegates.pdf.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8c53b68-253b-4234-a7cb-e4355a6edfa2/FA9830F15064FED0A5B28BA737D9985D.dr.-william-happer-testimony.pdf.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2/20/scientists-dont-make-extreme-cold-centerpiece-of-global-warming-discussions/?noredirect=on&utm_term=.3600e477f052.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3/14/the-misplaced-emphasis-on-extreme-weather-in-environmental-threat-communication/?utm_term=.bf84802d4613.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ceptive-new-report-on-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high-and-low-temperatures.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3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214.
[3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5.
[34]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1.
[35]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2-213.
[3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7.
[37] 参看David Shearman and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38]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9-220.
[39]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宋凤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页5。
[40] John Bachtell, “China Buil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 World Burns,” People’s World, August 21, 2018,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builds-an-ecological-civilization-while-the-world-burns/.
[41][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4。
[42]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7-8。
[43]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100。
[44] John Fund, “Rollback Obama’s CAFE Power Grab, Give Car Consumers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23,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fuel-standards-cafe-epa-rolls-back/.
[45] Ariana Eunjung Cha, “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3/08/AR2008030802595.html?referrer=emailarticle&noredirect=on.
[46] 张程：〈富士康项目落户广州只用50天 郭台铭喊话美学‘中国效率’〉，《参考消息》，2017年3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03/1733380.shtml。
[47]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December 2015, IB: 15-11-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paris-climate-agreement-IB.pdf.
[48]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7.
[50] Roy W. Spencer,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Blunder: How Mother Nature Fooled the World’s Top Climate Scientist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0), 31.
[51]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64.
[53] 同上。
[54]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5] 同上。
[5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07.
[57] Hans von Spakovsky and Nicolas Loris, “The Climate Change Inquisition: An Abuse of Power that Offend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reatens Informed Deba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climate-change-inquisition-abuse-power-offends-the-first-amendment-and-threatens.
[58] 同上。
[5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60] “Climate Movement Drops Mask, Admits Communist Agenda,” PJ Med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s://pjmedia.com/zombie/2014/9/23/climate-movement-drops-mask-admits-communist-agenda/.
[61] “People’s Climate March: Thousands Rally to Denounce Trump’s Environmental Agenda,”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apr/30/peoples-climate-march-thousands-rally-to-denounce-trumps-environmental-agenda.
[62] Michael Crichton, “Crichton: Environmentalism Is a Religion,” Hawaii Free Press, April 22, 2018, http://www.hawaiifreepress.com/ArticlesMain/tabid/56/ID/2818/Crichton-Environmentalism-is-a-religion.aspx.
[63] 同上。
[64] Robert H. Nelson, “New Religion of Environmentalism,” Independent Institute, April 22, 2010, http://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5081.
[65] Joel Garreau, “Environmentalism as Religion,” The New Atlantis, Summer 2010,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00914_TNA28Garreau.pdf.
[66] Damian Carrington, “IPCC Chair Rajendra Pachauri Resig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feb/24/ipcc-chair-rajendra-pachauri-resigns.
[67] Michael Whitcraft, “A Lot of Hot Air – A Review of Václav Klaus’ Recent Book: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Free Republic, June 13, 2008,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030948/posts.
[68] 同上。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0J47IcLLQe2LRsZvvjdJYUxGu9ykCyxwUWzzJUvV/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3__环保主义_上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主义(上)
2018年09月04日 22:47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大纪元 作者:《九评》编辑部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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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环保运动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
目 录
前言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戏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它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 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 （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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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https://ctext.org/chun-qiu-fan-lu/fu-zhi-xiang/zh.
[2]《逸周书?大聚解》，https://ctext.org/lost-book-of-zhou/da-ju/zh.
[3]《礼记?祭仪》，https://ctext.org/text.pl?node=61379&if=gb&show=parallel.
[4]Rupert Darwall,?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 A History?(London: Quartet Books Limited, 2013), Chapter 1.
[5]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6]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八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8。
[7]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8-9.
[8]Quoted in 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0.
[9]Quoted in 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0]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4-15.
[11]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2]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13]Quoted in Brian Sussman,?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35.
[14]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15]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96, Winter 2002,?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16]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 no. 1 (1988): 11-38,? http://www.vedegylet.hu/okopolitika/O%27Connor%20-%20Capitalism,%20Nature,%20Socialim.pdf.
[17]Joel Kovel and Michael L?wy, “The First Ecosocialist Manifesto,” September 2001，http://green.left.sweb.cz/frame/Manifesto.html.
[18]Joel Kovel,?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London: Zed Books, 2002).
[19]Kevin Andrews, “The Ideological Drive behind the Greens,”?ABC New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abc.net.au/news/2010-11-12/the_ideological_drive_behind_the_greens/41010.
[20]Mikhail Gorbachev, “We Have a Real Emergency,”?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0/opinion/10iht-edgorbachev.html; Mikhail Gorbachev, “What Role for the G-20?”?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4/28/opinion/28iht-edgorbachev.html.
[21]“Jack Mundey,”?Sydney’s Aldermen, http://www.sydneyaldermen.com.au/alderman/jack-mundey/.
[22]Noel Moand, “A Spark That Ignited a Flame: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 in?Igniting a Revolution: Voices in Defense of the Earth, eds. Steven Best and Anthony J Nocella, II?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47.
[23]Leslie Spencer with Jan Bollwerk and Richard C. Morais, “The Not So Peaceful World of Greenpeace,”?Forbes, November 1991,? https://www.heartland.org/_template-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not_so_peaceful_world_of_greenpeace.pdf.
[24]Ted Thornhill, “Humans Are NOT to Blame for Global Warming, Says Greenpeace Co-founder, as He Insist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Climate Change Is Manmade,”?Daily Mail,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569215/Humans-not-blame-global-warming-says-Greenpeace-founder-Patrick-Moore.html#ixzz2vgo2btWJ.
[25]Patrick Moore, “Greenpeace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Extremism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genda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0882720657033391.
[26]John Vidal, “Not Guilty: the Greenpeace Activists Who Used Climate Change as a Legal Defence,”?The Guardian, Sept 1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8/sep/11/activists.kingsnorthclimatecamp.
[27]Richard Lindzen, “The Climate Science Isn’t Settl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939404574567423917025400.
[28]Steven Koonin, “Climate Science Is Not Settl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9,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climate-science-is-not-settled-1411143565.
[29]Steven Koonin, “A ‘Red Team’ Exercise Would Strengthen Climate Science,”?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red-team-exercise-would-strengthen-climate-science-1492728579.
[30]“NASA Administrator Not Sure Global Warming A Problem,”?Space Daily, May 30, 2007, 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s/NASA_Administrator_Michael_Griffin_Not_Sure_Global_Warming_A_Problem_999.html.
[31]同上。
[32]Alicia Chang, “NASA Chief Regrets Remarks on Global Warming,”?NBC News, June 5, 2007, http://www.nbcnews.com/id/19058588/ns/us_news-environment/t/nasa-chief-regrets-remarks-global-warming/.
[33]Michael Griffin: “NASA at 50 Oral History Project,”?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September 10, 2007, https://www.jsc.nasa.gov/history/oral_histories/NASA_HQ/NAF/GriffinMD/GriffinMD_9-10-07.htm.
[34]“Lennart Bengtsson Resigns: GWPF Voices Shock and Concern at the Extent of Intolerance within the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The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May 5, 2014,? http://www.thegwpf.org/lennart-bengtsson-resigns-gwpf-voices-shock-and-concern-at-the-extent-of-intolerance-within-the-climate-science-community/.
[35]Judith Curry, “Climate Change: No Consensus on Consensus,”?CAB ReviewsVol 8, No 001, 2013, 1-9.
[36]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earing on Climate Science: Assumpt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rch 29, 2017,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SY/SY00/20170329/105796/HHRG-115-SY00-Wstate-CurryJ-20170329.pdf.
[37]同上。
[38]Frederick Seitz, “Major Deception on Global Warmi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1996,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34512411338954000.
[39]Larry Bell, “The New York Times’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Ignores 17 Years Of Flat Global Temperatures,”?Forbes, August 21,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rybell/2013/08/21/the-new-york-times-global-warming-hysteria-ignores-17-years-of-flat-global-temperatures/.
[40]Christopher C. Horner,?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 319.
[41]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2]James Tylor, “Mosquitoes Ignore Global Warming Predictions,”?Forbes,?October 5, 201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taylor/2011/10/05/mosquitoes-ignore-global-warming-predictions/#7ace656c1b7d.
[43]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4]Zo Corbyn, “Global Warming Wilts Malaria,”?Nature,?December 21, 2011, https://www.nature.com/news/global-warming-wilts-malaria-1.9695.
[45]James Tylor, “Climate Scientist Quits IPCC, Blasts Politicized ‘Preconceived Agendas,’”?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pril 1, 2005, https://www.heartland.org/news-opinion/news/climate-scientist-quits-ipcc-blasts-politicized-preconceived-agendas?source=policybot.
[46]David Deming, “Statement to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 Public Works,”?Full Committee Hear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 December 6,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rj00BoItw.
[47]Christopher C. Horner,?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329.
[48]Jonathan Leake, “Wildlife Groups Axe Bellamy as Global Warming ‘Heretic’,”?Times Online, May 15, 20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906161240/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uk/article522744.ece.
[49]Christopher C. Horner,?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0-111.
[50]同上。
[51]Patrick J. Michaels and Robert C. Balling, Jr.,?Climate of Extremes: Global Warming Science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x-xiii.
[52]Christopher C. Horner,?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73.
[53]“Climate Skeptics Reveal ‘Horror Stories’ of Scientific Suppression,”?U.S. Senate Comme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s, March 6,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all?ID=865dbe39-802a-23ad-4949-ee9098538277
[54]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55]同上。
[56]同上。
[57]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E&E News,?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58]Rich Lowry,?“A Shameful Climate Witch Hunt,”National Review Online. February 27, 2015,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5/02/shameful-climate-witch-hunt-rich-lowry/
[59]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E&E News,?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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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2018年08月04日 19:14 PDF版 分享转发
文：《九评》编辑部 来源：正见网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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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源
目录
前言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结语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长布赖恩?克洛兹尔（Brian Crozier）毕其一生研究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帮助反共阵营包括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反共领袖分析、认清共产邪恶及其恐怖根源，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告诫世人共产主义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及非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5]
苏联格鲁乌（GRU，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鲁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苏联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日本突击队、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击队等等，后面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支持。[7]这些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袭击。1975年中情局驻雅典总监理查德?莱尔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约统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黑格将军的三名保镖受伤；1981年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侥幸躲过一次火箭攻击。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给恐怖主义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东本来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的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苏联借机挤进中东。但是，中东各个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中东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国利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美苏冷战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让中东的事态变得错综复杂。
而苏联对穆斯林地区的渗透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诡异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而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而且是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实，共产主义就如同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就初试牛刀，1920年6月帮助在伊朗的吉兰省成立过一个苏维埃政权，叫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称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共和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例如反宗教宣传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们的财富。因为很不得人心，该政权很短命，1921年9月就灭亡了。
在穆斯林地区，的确也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一些穆斯林领袖在调和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有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苏联和中共支持，因为搞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中东的南也门、西亚的阿富汗等国都出现过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前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区扶植起来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打了十年之后，苏联最终放弃了阿富汗。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重的地方推行共产主义并不容易。可以说，苏联在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共产革命输出是很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给该地区留下重大的政治遗产。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行动。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是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兼对外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顾问，也是前东欧投奔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在《俄国人的脚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产主义扶持中东恐怖主义的内幕。他引述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头子亚历山大?萨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话说，“在今天的世界，当核武器使得武力过时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发生了82起劫机事件，是由苏联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资助的巴解组织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萨克哈洛夫斯基的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的世界地图上有一片插上小红旗的海洋，原来每一个小红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萨克哈洛夫斯基对帕切帕说：“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在1968到1978年间，光是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门就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运送两架货机的军用物资。东德解体后的档案显示，在1983年，东德对外情报局就给黎巴嫩恐怖组织送去了价值1,877,600美元的AK-47冲锋枪弹药；捷克斯洛伐克给伊斯兰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吨的无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头子、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决定要发起一场精心策划而又隐蔽的宣传运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播下反犹和反美的仇恨种子。安德罗波夫被西方称为“新的造谣时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输仇恨，并将这种情感武器变成对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恐怖主义血腥屠杀，让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互联网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在1966年被执行绞刑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实现，然后由巴格达迪执行。”[14]
本?拉登们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ISIS）继承和发展了库特布的思想（当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作库特布主义。通俗地讲，库特布主义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旧世界”，鼓励“圣战者”不惜牺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奋斗到底，要“解放全人类”。[15]
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是的，因为库特布早年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烙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库特布实际上曾经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16]
库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学习了社会主义和文学，在4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两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与陆军中校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来。纳赛尔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领导人，该组织倾向社会主义。1952年，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说法是库特布和兄弟会同纳赛尔一起策划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政变。库特布希望纳赛尔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但是，纳赛尔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纳赛尔开始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于是，库特布的兄弟会准备暗杀纳赛尔。计划失败，库特布被指控谋杀入狱。在监狱的头三年，库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来条件变得宽松，并允许他写作。他在狱中写了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在古兰经的阴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这两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埃及和西方的社会等问题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主张。库特布曾短暂获释出狱，但他拒绝出国，选择了再次入狱。1966年库特布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被处以绞刑。
库特布的颠覆性思想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给予了新的诠释。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圣战（holy war）。其实在阿拉伯语中“吉哈德”本身是挣扎、抗争的意思。对主流穆斯林来说，它可以是内心的挣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敌（defensive jihad）。[18]库特布将之延伸为不受限制主动采取暴力的“圣战”。[19]库特布为暴力攻击“圣战”打下理论基础，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绞刑架为荣耀，亲身给追随者做了殉教榜样。
库特布的学说主张，任何遵从世俗法律的社会，或者遵从世俗道德的社会体制，就是非伊斯兰的“旧社会”──贾希利亚（jahiliya，意为对宗教真理的无知，原指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算自称穆斯林社会，也属于贾希利亚。实际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会体制就被他视为贾希利亚，应当被推翻。[20]
对库特布来说，这个“旧社会”（即贾希利亚）不仅是个体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获得并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和法律的最大障碍。这个“旧社会”是强加给人的，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旧社会”的人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隶）。对奴隶（即被压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战是伊斯兰教允许的。库特布主张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领袖认为库特布走得太远，他的书出版后被视为异端。[22]
库特布进一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即普通民众接受了统治者的“虚假意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他们没有主动的愿望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活在贾希利亚中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和“压迫”，[23]也就不会主动起来参加圣战，“解放”自己。
“怎么办？”库特布从列宁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布特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分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 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27]
对库特布来说，这一支他认为的“真正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就要担当其拯救伊斯兰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锋队要去打击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虚伪者”，要按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去做，建立一个基于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新国家，并用暴力把伊斯兰带到全世界。
除了先锋队，库特布的学说里也有社会平等、消灭阶级、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类”的内容。[28]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
库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继续出版塞义德?库特布的书。在1993年出版的库特布的书“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库特布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该书第61页中，库特布直白表示，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实证主义的教义，它是由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增加了它们的和谐、平衡和正义。”[29] （方括号内是本书作者加入的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你说话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党内。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和传统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联系起来，而出于某种理由不愿提及共产主义根源。其实，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没有专门的宗教信仰基础。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全人类观和宗教情结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渊源更为紧密。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基地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组织的头目。
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纪90年代其针对政府官员、世俗知识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发动袭击）等都奉行库特布主义。[44]
奉行库特布主义的激进圣战组织也被归类为萨拉非圣战组织。拉特洛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将库特布称作萨拉非圣战主义之父、伊斯兰国的开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兰国的大脑──ISIS及其哈里发意识形态》中写道：“五十年过去了，赛义德?库特布被处死刑成就了萨拉非圣战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伊斯兰国的思想。未来没有里程碑了，我们已经到达地狱的入口。”[4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持续的威胁──基地组织和其它萨拉非圣战者》中概述了库特布对萨拉非圣战主义的影响，同时列举了40多个萨拉非圣战主义组织，影响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纵观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各种组织，它们之间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用库特布的主动进击型“圣战”去做斗争，成为了库特布的衣钵传人，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国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可以确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案件的伤亡者中，过去五年内82%至97%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的报告中说，2016年发生了11,072起恐怖袭击，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袭击的肇事者）。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发生在104个国家，但它们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5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49]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国家。
相比而言，恐怖袭击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从1975年到2015年，外国出生的恐怖主义造成了大约3,024名美国人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约有74名美国人。
极端恐怖组织虽然最乐于打起伊斯兰旗号，但最终被其伤害最大的实际上是穆斯林社会。对于恐怖主义背后的魔鬼来说，打什么旗号都不重要，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人类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由来已久。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产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员，也是“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观察员”。
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法特是中东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所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组织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划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侯赛因国王幸免于难。[53]同年9月，法塔赫连续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三民航客机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摧毁三架劫持的国际班机，在国际上造成轰动。恐怖分子称：“我们劫持一架飞机远比我们在战斗中杀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为其后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开了先例。后几十年里劫持民航飞机成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属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组织制造了一起进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而策划、实施这一起恐袭事件的阿布?哈桑?萨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恐怖分子在德国慕尼黑正在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竞赛的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开枪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同时，还射杀了一名德国警察。[55]几十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滥杀无辜平民，阿拉法特对首开对平民的恐袭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基地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基地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基地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基地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中共继承前苏联的衣钵，不得不独立支撑面对自由世界的强大压力。正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谴责共产主义暴政时，“9·11”恐袭发生，世界格局随之大变，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全方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其实，这正是共产邪灵为了转移视线，让中共残喘并坐大的伎俩。在西方为反恐疲于奔波的时候，一场中美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悄悄发生了，共产邪灵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共产主义。
每当世界反共阵营开始围剿世间共产势力时，共产邪灵往往就会指使恐怖组织肇事，让人们无暇顾及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邪党及其毁灭人类的运作，忙于和恐怖组织交战，并花大力气反恐、防恐，却把人世间正邪交战的主要战事搁置一边不顾。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著名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热切地期待着‘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分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它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 ，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结语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分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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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ffmaster/Reading/Quotes/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13/world/upheaval-in-the-east-soviet-congress-debates-new-presidency.html.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1/09/23/the-kgbs-terrorist-footprints/16f129fd-40d7-4222-975c-6e39044768bf/?utm_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国内言论摘登〉，《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5-mcs-2001-i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3831/ayman-zawahiri-and-egypt-a-trip-through-time.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parameters/Articles/07spring/eikmeier.pdf.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_253_Hassan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9] 该书原文为阿拉伯文，在许多穆斯林网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译和阿拉伯原文图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rticles/bguiq-shaykh-ibn-jibreen-making-takfir-upon-the-saying-of-sayyid-qutb-that-islam-is-a-mixture-of-communism-a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07/marxist-roots-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2/09/16/the-ma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200511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oct/31/book-review-the-mind-of-the-islamic-state-by-rober/.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RR637.pdf.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98_1_1.pdf.
[51] 时延春：〈周恩来与中东〉，《党史纵横》，2006年第一期，页7-8， http://waas.cssn.cn/webpic/web/waas/upload/2011/06/d20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08192756/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9/is_n21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errorist-sponsors-saudi-ara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in-osama-bin-ladens-ho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sep/28/2001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xv0VatDVtGwQfQpjJxl1eSLKVIYFI96EQ9ddld8L/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1__文化篇.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2018年08月02日 8:12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九评编辑部 来源：九评编辑部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
第十四章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篇：魔鬼的狂欢
目录
前言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1）嘻哈摇滚
2）吸毒盛行
3）色情泛滥
4）电玩成风
5）暴力文化
6）变异时尚
结语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著西方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著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只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共产邪灵就使得中国人“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3]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光是唯利是图、互相欺骗，而且做事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僵尸一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谎话、肆意流行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时的红卫兵一代在长时间党文化的熏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党文化恶习带到这个年龄层。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纪什么坏事都懂。年轻一代不信神、无道德、狂妄自大，两性道德全面崩溃。他们被挑动、教唆，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共产邪灵利用他们做破坏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传统根基的中国人又把西方反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最不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学了去。党文化使当今的中国人远离普世价值，让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家庭、社会、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的人类状态，思想和行为举止往往与非共产社会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现在也谈要恢复传统文化，可是恢复的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是徒有传统外表、实为没有对神的正信的党文化。在这种党文化思想指导下，连神都是可以用来发财的。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很火，据说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著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4]
现代中国也在搞所谓的复古运动，但在道德败坏了的今天，回归传统谈何容易？！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虽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却都是现代人败坏了的思维观念；穿着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想靠传统文化艺术装点门面，但却更进一步地毁掉了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宫斗剧人气高昂，其核心内容却都是宫廷帐幔帘幕之后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把共产邪灵的两大基因“斗”和“恨”做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肆意改编的《西游记》更让孙悟空与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恋爱来。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自然地把这些视为“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共摧残神传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和变异后的、贯穿党文化的现代或复古艺术、文艺、戏剧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党文化造成人们不信神，诚信危机就是最直接的后果。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有毒食品、贪污腐败等等已成为了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大陆所谓的“山寨文化”就是诚信危机的一个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对知名或权威事物的冒充，特别是针对海外品牌和技术的拷贝，说白了就是盗窃加欺骗。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牛津汉英大词典》将它作为一个新词收入进去。[5]中国大陆的山寨行为不但假冒产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苹果手机早已不是新闻，而苹果专卖店被山寨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观、浅色木制展示桌、蜿蜒的楼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苹果产品的巨型海报，以及整齐有序的配件墙，印着白色苹果标志，员工均穿着带有苹果标识的深色T恤，连工作人员都坚持认为他们在一家真正的苹果店工作。[6]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些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不怕善恶有报，撒谎作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异类。
党文化也直接败坏著语言，好极端用词。取个餐馆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风上更是浮夸自大，动辄“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微信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这里不妨摘取几例：“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又获一世界第一：亲手打垮美国王牌企业，把苹果怼到溃不成军”“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华为干了一件事，世界沸腾了！”“中国又一领域世界第一！仅用30年就完成历史巨变 美日韩都叹服”“华为宣布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5G芯片，让世界震撼！”……在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和专门的系列电视节目“了不起，我的国”里，充斥着各种浮夸自大的口气和语言，“一不留神又领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国的脚下。这些都和中共历史上的大跃进、浮夸风、“超英赶美”、“亩产三十万斤”的豪言壮语一脉相承。
这一波新的浮夸风，是共产党文化的“假大空”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表现，其实质仍然是诚信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变异的东西也都被引入中国，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恋、电脑游戏等等；电视上的综艺娱乐节目低俗不堪。整个社会都被带动得如同充斥物欲情欲的魔窟一般。
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非人，把中国这个曾经文明、辉煌、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男子有绅士风度，女士有淑女仪范，人们坦诚以待、友爱共处。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它虽然无法利用暴力、极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以达到毁掉传统、伤风败俗、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人们欣喜庆幸之时，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背离神灵。
在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愤世嫉俗的结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放大自我观念，拒绝传统价值观，迷恋神秘主义、毒品、犯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7]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见本书第十一章）。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从思想到文化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反文化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随之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如嬉皮、庞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里大有市场，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装异服、颓废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自由、和平”。随着摇滚乐，几十万人放荡、狂欢，无理智、无拘束，把人们卷入低俗、颓丧、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为其影响之大，被认为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乐集会。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
和美国反文化运动相配合，法国1968年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上千万人卷入的所谓“五月风暴”学生骚动，同样是源于青年学生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当时学校对男女学生宿舍按照传统实行严格的分离，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废除这一规定并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权利”，成为“五月风暴”的直接目标。学生的反叛同时得到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轻一代通过骚动、反叛，直接毁坏人类古老的、神给人留下的传统道德规范。
有一种说法，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中国的北京，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法国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当时中国学生在游行时还打出了支持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横幅。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8]
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也开始了反文化运动。日本共产党组建并领导的日本“全学联”（Zengakuren，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连合），一直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受共产党的控制、挑动，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遥相呼应，组织了多次反文化、反传统的活动及游行。“赤军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斗（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学生组织甚至以暴力威胁日本社会。[9]一些拉美国家也随声附和。受古巴共产党的影响，墨西哥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学生运动也风云一时。当时的拉美学生还向法国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支持他们的“五月风暴”运动。
人们也许觉得所有这些只是巧合，其实东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传统运动皆是邪灵全面毁灭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给人留下的道德传统、普世价值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但在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全球运动的冲击下，遭受了极大破坏，这场运动将整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开始了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潮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殆尽。西方的摇滚、吸毒、性解放、堕胎、奇装异服、先锋艺术、背离正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深重而久远的负面影响。神传文化辉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传统文化被颠覆后，变异文化和负面因素开始主导这个世界，乱象随处可见。本节的内容以揭示美国的变异文化及社会乱象为主。但美国作为全球文化扩散的领头羊，其变异文化实际已经波及全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连中国、日本这样十分封闭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也无法抵挡美国变异文化的侵略，照单全收。环顾世界，各种放荡不羁、反叛、反社会、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颓废行为和外在表现，可谓遍布全球。
1）嘻哈摇滚
传统音乐强调的是教化人心、培养美德，让人身心康泰，社会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乐，忌讳狂乱、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乐、歌舞出现骇人听闻的堕落，嘻哈、摇滚成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嘻哈现象（Hip Hop）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的。它始自街头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区，后来影响到拉美裔美国人和牙买加移民等。嘻哈音乐是出自对社会和政治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在经济较落后的这些社区，很多居民无所事事，连正经的乐器也买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现象及音乐，包括饶舌说唱（rap）、霹雳街舞（break dance）、涂鸦（graffiti）等可以说是贫穷、无聊的产物，而说唱的主要内容是暴力、枪支、色情、淫秽、颓废、种族主义、贫穷等，被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传唱。
几十年来，饶舌、街舞等从纽约走出美国，已经席卷世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很多国家城市中，人们到处可见嘻哈现象。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些本无高雅内涵、难登上流艺术殿堂，甚至是低级的、反文化变异的东西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了世界顶级剧院。在《汉密尔顿》（Hamilton）剧里，百老汇将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任财务部长的故事用饶舌说唱、配以摇滚乐在2015年搬上演艺舞台，一时轰动了美国演艺界，还得到了很多大奖。在华盛顿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个月期间，其票房火到要预先到网上排队领号、排上万人长的队才有机会买到票。[10]
摇滚乐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摇滚乐很重视乐器的应用。不同于嘻哈用讲话的节拍来保持节奏，摇滚乐靠的是吉他弄出节奏。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后世的摇滚乐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启发，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没在各式各样的摇滚场景中，甚至是合作伙伴。
进入60年代，摇滚成了反文化运动的音乐伴奏。它把人带入一种无理性的癫狂之中。重金属摇滚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电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点，让人放纵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丢弃理性的节制，放大正常状态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给魔鬼和低灵控制。
影响更坏的是，摇滚唱的歌词内容充满虚无主义内容，鼓励吸毒（所谓迷幻摇滚），鼓励反叛、自杀，推崇暴力与革命，鼓励同性恋，鼓励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励滥交和淫乱，很多都充满了赤裸裸的淫秽歌词或者性挑逗语言，甚至以推崇魔鬼、亵渎神为乐。比如一些号称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乐，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词对未成年少女进行猥亵，灌输给听众的是令人震惊的性侵文化。还有的歌词充满挑逗和杀气：“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人。”（Street Fighting Man里的歌词）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个迷幻摇滚专辑的名称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还有一首叫“通往地狱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让人心惊，“嘿撒旦，付了我的费用”，“我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摇滚露骨地吹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有一首极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战听众去想像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财产权的共产社会。
就连宗教信仰也难抵御摇滚乐极坏的影响。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原是为赞美神而作的，摇滚乐被认为会纵容罪恶而被排斥。但在摇滚乐风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乐竟然也吸收了摇滚因素以吸引年轻人，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摇滚相伴的往往是乱性、暴力、颓丧、吸毒、堕落、反神排神，传统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许的诸多败坏行为都随着摇滚发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泛滥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运动是毒品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泛滥初期最大的祸首。反文化运动中，嬉皮士们力图解构一切传统，同时构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许多人发现，各式各样的迷幻药（如大麻、LSD）、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经抑制剂（如海洛因）能带领他们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此外，反文化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对于东方的灵修有浓厚的兴趣，而迷幻药物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捷径，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炼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药，就能在幻觉中感觉到似乎通灵的体验。事实上，吸毒实质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魔鬼、低灵控制，跟修炼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却吸引了一些对精神信仰有兴趣的人，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导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摇滚歌手年纪轻轻，二三十岁、不到四十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其中很多都与过量吸毒有关。现代美国最长、最无法取胜的战争大概就是“对毒品的战争”了。尽管数十年的逮捕和锁定、监督数百万贩毒嫌疑人及团伙，政治家们也一再敦促人们对毒品“说不”，但非法药物仍然泛滥，甚至到今天出现了“毒品危机”。自2000年来，有超过30万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总统宣布把“鸦片类药物危机”当作“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要全力反击。[12]
据全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报告，大麻在年轻学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级学生曾经吸食过大麻；37.1%的12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吸过大麻；71%的高年级学生认为经常吸食大麻是无害的。[13]
吃摇头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而且还不断有更新更强烈的毒品被开发出来，泛滥街头。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个合成变种，毒性比海洛因强烈许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够了。[14]芬太尼甚至被称为化学武器。这种毒品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头，它与任何其它鸦片类药物相比，杀死了更多的人，包括处方药和海洛因，因为过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于芬太尼。[15]从中国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国的案件常常见诸报端，比如2018年7月当局在费城港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中国的一批货物中查获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价值170万美元。[16]
在中国，吸毒也成为社会的毒瘤。中国毒品日益泛滥，尤其合成药物的生产和滥用现象严重。此外，利用互联网贩毒也相当猖獗。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15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吸毒群体正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17]真实数据可能比这还要大得多。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禁毒部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打掉制贩毒团伙5534个，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89.2吨；查获有吸毒行为的人员87万人次，其中登记新发现的吸毒人员34万人。[18]
吸毒让人失去理智，极易上瘾而难以解脱。很多人因为吸毒家破人亡，身败名裂，铤而走险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贩毒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祸害无穷。用毒品来拖垮、毁灭世人是邪灵毁灭全人类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3）色情泛滥
共产主义宣扬的各种革命中，实现得最彻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说夺取政权是外在的革命，那么，性革命算是一种内在的革命。败坏的色情现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称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给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传统伦理，引发和促进了激进的女权、堕胎、婚前性行为甚至同性恋运动，对传统家庭观及神给世人规定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的变异观念，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乐方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为色情渗透全社会打开了闸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的成人杂志《花花公子》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使得色情开始走向企业化。“要做爱，不要战争”，在所谓和平反战的背景下，1969年出现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电影《蓝色电影》（Blue Movie）。伴随着迷幻摇滚的挑逗和反叛传统的放荡，西方开始了一个长达十五年（1969~1984）的号称“色情时尚”（porno chic）的“黄金时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产业的规模，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全球色情业的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100至120亿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现在专门的成人影院的银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将影片送进千家万户，大大地促进了色情影业的发展，90年代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将成人录像和各种色情图片送到了人们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产业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走进超市，整排杂志架上几乎有一半是以塑胶绳封住的成人杂志和成人漫画；打开电视，深夜综艺中也经常出现AV（色情片）女优和男优的身影。AV女优被包装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对整个亚洲都有很大影响。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给色情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色情制品的数量，现在一个小孩子在10分钟内就可以轻松超越。过去孩子们课余也许是在踢球、游戏，现在不少孩子课余的时间更多的是在玩色情游戏。一名12岁的英国男孩在迷上互联网上的色情作品后，多次强奸了他的妹妹。[20]公诉人说：“这种性质的案件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面前，因为年轻人现在不得不接触色情内容。”未成年人接触色情内容带来的后果包括：性行为成瘾、更早开始性活动、更常见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堕落，认为性与婚姻、感情无关，不过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认为色情视频里的那些极端的性行为很常见，对违反道德的乱性行为习以为常。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性交易并不违法。在欧洲民众看来，从娼也是一种工作。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色情合法化的国家。丹麦的邻居挪威，曾是欧洲对色情业绩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业合法化了。[21]在丹麦买春也能享有政府给予的福利，残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就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买单”，称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平等的权利”。[22]这恰恰是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傅里叶在19世纪提出的主张。
曾经全社会禁欲、谈性色变的中国，可谓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性解放。如果要问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中国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还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马来西亚、中东、美国、欧洲甚至非洲，都有来自中国的庞大的妓女军团。有报导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有13,000到18,500名来自中国的妓女。[23]
东南亚、南美各国也不能幸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游（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虽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却成了某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苏丹等伊斯兰国家，被传统风俗视为“洪水猛兽”的色情业也暗潮汹涌。
色情泛滥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破坏家庭和婚姻，被称为“寂静的家庭杀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观看色情内容导致人们对良好的家庭关系失去兴趣。色情制品会导致人产生更大的性放纵，从而导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风险增加。[24]
在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吉尔曼宁博士分享了一些有关色情和婚姻关系的数据。她在研究中发现56%的离婚案件涉及一方对色情网站有着浓厚的兴趣。[25]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观看色情内容的比没有观看的同龄人更容易离婚，离婚率多了一倍。该研究显示，丈夫看色情的，离婚率从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离婚率从6%增加到18%。还发现越年轻看色情，越容易离婚。[26]
上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东西方各国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检点，违反神给人留下的训诫。社会的压力舆论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年轻男女不检点，有了孩子的话，就必须为孩子、大人及社会负责而成家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女子因为你而怀孕，就和她结婚。没有其它选择。”[27]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但随着人们的道德下滑，在性开放的带动下，自60年代以来，非婚生育大幅上升。这都是在色情产业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婚生育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国，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达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亿新生儿中，大约15%或2100万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常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这些家庭又成为社会福利的负担。
4）电玩成风
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沉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吹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争斗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
网络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络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
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2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23.5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29]这种现象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
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
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国家禁止的，但是电玩游戏却被一些国家当作推动GDP的重大产业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制造毒品，用这样的“精神毒品”来毁灭下一代，让国家和人类没有未来。
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电玩游戏产业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调研机构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预估，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营收将达1,3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3%。超过一半的游戏收入来自手机用户。数字游戏占了全球市场的91%。该报告还预测，游戏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很多国家的GDP增长率在个位数的低端挣扎的时候，游戏业却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机游戏，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报告称2018年全球市场中的前三名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们应该知道，神造了人，也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将在末世之时得到神的救度。当远离神祗、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则只能被神抛弃、被魔鬼毁掉。传统的游戏、体育活动和其它户外活动受自然、天气、器材和体力的限制，很难让人们成瘾，而电玩游戏基本不存在这些限制，可以让人们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当人们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隐蔽其后的电玩游戏等，那只能和魔鬼沟通，听从魔鬼安排，不知不觉中走进魔鬼设计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国从1960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了1.8倍，而总犯罪事件增长2.7倍，暴力事件则增长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规模枪杀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杀案。从那以后恶性大规模枪杀事件愈演愈烈。[32]从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枪杀案，到2017年屠杀58人的拉斯维加斯枪杀案，每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的大规模枪杀案都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范围内，每年恐怖主义事件从1970年的650起跃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恐怖攻击事件增加了160%。[33]
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不但激烈的摇滚重金属音乐中充满了暴力，大多数影视作品甚至电玩也以暴力为主题。许多影视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员和手法来刻画黑社会、帮派、海盗形象，给这些负面形象赋予了魅力和光环，使得人们不但不反感，反而开始向往犯罪和黑帮。电子游戏的出现又给人一条双向互动的在游戏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从影视作品的单方面的灌输，到使得人们积极地从游戏中得到暴力的体验，游戏中砍头断肢、血腥四溅的场景往往超过了电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从1985年到2012年之间出品的电影，结果发现从1985年至2012年间，PG-13卖座大片中枪支暴力镜头数量增加了2倍。[34]后续研究中揭示这一趋势持续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调查研究中发现97%的12到17岁的年轻人玩过电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内容的游戏。[36]
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暴力问题，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人们不断提出各种设想和解决方案，从更严的法律限制、更大的执法保护，到提供公众心理咨询。但是这些方案只不过相当于砍掉有毒的树枝，却没有斩断毒根。共产邪灵通过有意地带动大众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让更多的人们接触这类内容而见怪不怪，而部分人被这些内容带动模仿，使得暴力变成社会现实。魔鬼通过败坏传统文化、变异人的道德、让人远离神而追寻无止境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真正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6）变异时尚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兹举数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bob haircut），其实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或译轻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见本书第七章）影响，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画浓妆、饮烈酒、性开放，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在我看来，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37]之后的30年代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60年代，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留披肩长发，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男子一直剪短发。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纷纷效仿。
在上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进步主义看来，这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事实上在东西方传统中，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服饰、发型、言语、举止等各方面。共产邪灵的计划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也无性差别，让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恋、女权运动用“平等”的口号从思想观念上大大模糊了社会、家庭角色的性差别，反性别角色的“时尚”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反向扭曲这种差别。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无论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君子风范还是淑女之贤德仪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让人类阴阳反背、败坏道德，同时让人在没有传统规范中不断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变异服饰，表面上是“时尚”，其实都是魔鬼变异人类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裤（low-rise pants），追求时尚者认为很“性感”，实质是为更大面积败坏人类性道德打基础。低腰裤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裤（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通过嬉皮士大面积流行起来的，其后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厅里流行，最后在90年代一位“时尚设计师”从这种低裆裤发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级低腰裤（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时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运动的副产品。60年代摇滚乐风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恋于摇滚歌星，追随他们的演出，甚至组成粉丝团为歌星提供生活服务、性服务，乃至和歌星群交乱性狂欢。[40]她们成为“追星时尚”的滥觞。此外现代许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别装扮的“明星”，如越来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气质装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过大众文化败坏人类、模糊性别观念的伎俩。
很多“时尚”的来源和庞克（punk）亚文化有密切联系。类似于嬉皮士，庞克同样推崇反传统、虚无主义。嬉皮士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对传统的反叛，庞克则属于底层人士对社会传统的反叛，所以很多庞克乐队和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41]为了表达更彻底的反传统态度，庞克经常剃各种怪模怪样的发式，或者用支离破碎的材料制作衣服、服饰，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挂上装饰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饰的身体部分；庞克在穿着上经常没有性别区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诸如此类。庞克们为当前许多“时尚”提供了“创意灵感”。
庞克们崇尚享乐主义，一个流行的庞克口号是，“活得快，死得年轻，留下一具好看的尸体（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这充分体现失去对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诱掉进物质主义深渊的可悲，也应当引起被各种反传统变异时尚吸引的现代人的警觉。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末世乱象，如流行的服饰上印着骷髅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选择丑恶的形象作为纹身图案；很多装饰品、工艺品、小孩的玩具甚至节日饰物都越做越丑陋；以妖魔鬼怪、巫术魔法为主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大量出现，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互联网上各种魔性信息泛滥；足球场上观众大喊大叫，魔性大发；人们在娱乐时追求强烈的刺激等等，这一切都是魔鬼统治世界的表现。
结语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内进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分追求必然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灾难和痛悔。
人类的正统文化并不排斥对欲望的合理满足。但是传统文化谆谆告诫人要节制欲望，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从事各种传统的劳作、和睦的家庭关系、参与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管理，还有各种传统的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都能够带给人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个人的身心和社会都有益而无害。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其中一个必然的步骤是败坏人的道德，使神无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权与否，邪灵都要全面掌控大众文化，把大面积的人群导向邪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魔鬼在东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突然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地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变异文化在主导著这个世界，魔鬼在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狂欢。人类已经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摇滚乐和电玩刺激并放大着人的欲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难和不如意之处，却没有想过，这些瘾好只会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乱性破坏了家庭，使得人们失去了信任和温情；电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长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沉迷于这些瘾好当中的人觉得自己在狂欢，其实是魔鬼在利用着他们的身体狂欢，等待他们本人的是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沉沦。
整个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当大面积的人群沉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
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毁灭人类的最后关头，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关注着人、呵护着人。人能不能走回来，全看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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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 Foundations Magazine, http://www.foundationsmag.com/civility.html.
[2]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69.
[3] 大纪元编辑部：《解体党文化》，第四章（台北：博大出版社，2007），页158~220。
[4] 薛飞：〈“缺哪个神就造一个” 河北奶奶庙乱象〉，大纪元网，2017年8月10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9/n9513251.htm。
[5] “Oxford Dictionary Adds Popular Chinese Terms,” China Daily, September 6,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0-09/06/content_11259791.htm.
[6] 〈北京工商查处山寨苹果店 员工真以为自己在苹果工作〉, 新浪网，2018年2月8日, http://tech.sina.com.cn/mobile/n/n/2018-02-08/doc-ifyrmfmc0011341.shtml; Loretta Chao, “The Ultimate Knock-Off: A Fake Apple Sto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11,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1/07/21/the-ultimate-knock-off-a-fake-apple-store/.
[7] Jack Kerouac, “The Birth of a Socialist,” Atop an Underwood: Early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8] 参见Roberto Franzosi,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by Jeremi Sur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5), 1589；以及陶短房，〈法国五月风暴：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新浪历史，2013年1月18日，http://book.sina.com.cn/history/2013-01-18/1340405148.shtml。
[9] Meredith Box and Gavan McCormack, “Terror in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6), June 25, 2004, https://apjjf.org/-Meredith-Box–Gavan-McCormack/1570/article.pdf.
[10] Georgia Wallen, “The Seven Stages of the ‘Hamilton’ Kennedy Center Queue,” The Washigton Post, March 3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seven-stages-of-the-hamilton-kennedy-center-queue/2018/03/30/c1ae15fc-31f8-11e8-8bdd-cdb33a5eef83_story.html.
[11] Amy D. McDowell,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Oxford Music and Art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gmo/9781561592630.article.A2234810.
[12] “The Opioid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opioids/.
[13] “Drug Facts: Marijuana,” Report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 https://teens.drugabuse.gov/drug-facts/marijuana.
[14] Allison Bond, “Why Fentanyl Is Deadlier than Heroin, in a Single Photo,” statnews.com,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statnews.com/2016/09/29/why-fentanyl-is-deadlier-than-heroin/.
[15] “Overdose Death R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drugabuse.gov/related-topics/trends-statistics/overdose-death-rates.
[16] Amanda Hoover, “110 Pounds of Fentanyl Seized at Port in Shipment from China,” New Jersey, July 2, 2018, https://www.nj.com/news/index.ssf/2018/07/110_pounds_of_fentanyl_found_in_philadelphia_port.html.
[17] 〈中国毒品报告：全国吸毒人数逾1400万〉，BBC中文网，2015年 6月 24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6/150624_china_drugs_report。
[18] 张洋：《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发布：全国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人民网，2018年6月26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8/0626/c209043-30088689.html。
[19] “Things Are Looking Up in America’s Porn Industry,” NBC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nbcnews.com/business/business-news/things-are-looking-americas-porn-industry-n289431.
[20] “Boy, 12, Repeatedly Raped Sister after Becoming Fascinated with Internet Porn,” New Zealand, November 7, 2016, 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news/article.cfm?c_id=2&objectid=11743460.
[21] Lars Gravesen, “Taxpayers Foot Bill for Disabled Danes’ Visits to Prostitutes,” Telegraph, October 2, 200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denmark/1499735/Taxpayers-foot-bill-for-disabled-Danes-visits-to-prostitutes.html.
[22] Inga Margrete Ydersbond, The “Promiscuous” and the “Shy”: Denmark and Norway – A Histor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Legislation, The NPPR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Sex, March 2012, 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handle/10852/34447/NPPRWP201201.pdf?sequence=1.
[23] Takudzwa Hillary Chiwanza, “Thousands of Chinese Prostitutes Are Flocking to Africa for Lucrative Fortunes,” The African Exponent, May 7, 2018,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post/8965-chinese-prostitutes-have-joined-the-scramble-for-africas-fortunes.
[24] Pat Fagan,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Brief Issue: The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Individuals,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 https://downloads.frc.org/EF/EF11C36.pdf.
[25] Jill Manning, Senate Testimony, November 10, 2005, referencing: J. Dedmon, “Is the Internet Bad for Your Marriage? Online Affairs, Pornographic Sites Playing Greater Role in Divorces,” 2002, press release from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14.
[26] David Shultz, “Divorce Rates Double When People Start Watching Porn,” Science, August 26, 2016,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6/08/divorce-rates-double-when-people-start-watching-porn.
[27]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of Pragmatic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0.
[28] Joseph Chamie, “Out-of-Wedlock Births Rise Worldwide,” YaleGlobal Online, March 16, 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out-wedlock-births-rise-worldwide.
[29] Mark Aguiar, Mark Bils, Kerwin Kofi Charles, Erik Hurst, “Leisure Luxurie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Young M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2 issued in June 2017, p. 1.
[30] Tom Wijman, “Mobile Revenu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Games Market as It Reaches $137.9 Billion in 2018,” Newzoo, April 30, 2018,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global-games-market-reaches-137-9-billion-in-2018-mobile-games-take-half/.
[31] “United States Crime Rates 1960 – 2016,” Compiled by DisasterCenter.com from: FBI UCS Annual Crime Reports,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crime/uscrime.htm.
[32] Bonnie Berkowitz, Denise Lu and Chris Alcantara, “The Terrible Numbers That Grow with Each Mass Shooting,” Washington Post, June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8/national/mass-shootings-in-america/?utm_term=.f63cc1b03c0b.
[33] 历年恐怖主义事件的数据来自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s://www.start.umd.edu/gtd/.
[34] Jacque Wilson and William Hudson, “Gun Violence in PG-13 Movies Has Tripled,” CNN, November 11, 2013, http://www.cnn.com/2013/11/11/health/gun-violence-movies/index.html.
[35] Assil Frayh, “Gun Violence Keeps Rising in PG-13 Movies, Study Says,” CNN,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cnn.com/2017/01/20/health/gun-violence-pg-13-movies-study/index.html.
[36]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Young Peopl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October 2010,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newsletter_article/violent-video-games-and-young-people.
[37] Quoted in “Short Hair for Wo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1919-1929/Short-Hair-for-Women.html#ixzz5MO5NNUTa.
[38] “Long Hair for 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Part-II-1961-1979/Long-Hair-for-Men.html.
[39] “Hip Huggers,”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Part-II-1961-1979/Hip-Huggers.html.
[40] Kathryn Bromwich, “Groupies Revisited: The Women with Triple-A Access to the 60s, “ 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5/nov/15/groupies-revisited-baron-wolman-rolling-stone-pamela-des-barres.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HOYBNLcwzTIYWvNbDDbWWMUEeaFOpDl2Dii9ogbq/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20__媒体篇.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2018年07月25日 15:46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正见网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
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特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隐藏真相”。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 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了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反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2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1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让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里，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的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纪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纪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们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战高峰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们没有明天》的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R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R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纪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地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的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 脱口秀、情景剧甚至纪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中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形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掺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川普严厉谴责非法进入美国的恶名昭彰的黑帮“MS-13”作恶多端，“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但美国各大媒体随即断章取义，声称“川普说非法移民是禽兽”。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时代》（Time）杂志将小女孩的照片与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负面报导更高达91%。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二十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罕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7/n10464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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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6] 韩梅：〈英解密档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数：尸体堆积在地下通道〉，希望之声广播电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综述：创新机制强化培养 构建高素质宣传文化队伍〉，新华网，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rnold-beichman/pul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爱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页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624/majority-continue-distrust-media-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152/conservative-liberal-gap-continues-n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06/just-7-percent-of-journalists-are-republicans-thats-far-less-than-even-a-decade-ago/?noredirect=on&utm_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2016_newspape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6/02/newt-gingrich-chinas-embrace-marxism-is-bad-news-f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47-48.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 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icle=1007&context=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rts/media-assau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11.9.16-The-Impact-of-Media-Use-and-Screen-Time-on-Children-updat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EC-1995-09-19/html/CREC-1995-09-1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节目“脱光”，参见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体例子可参见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6/07/paul-ryan-no-evidence-collusion-between-trump-campaign-r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4061-trump-abc-should-have-fired-fr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06/22/the-crying-honduran-girl-on-the-cover-of-time-was-not-separated-from-her-mother-father-says/?noredirect=on&utm_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s/nb/rich-noyes/2018/03/06/tv-vs-trump-2018-lots-russia-and-91-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institute/reports/monmo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542/americans-trust-mass-media-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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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艺术篇
2018年06月20日 23:47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大纪元 作者: 《九评》编辑部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传递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著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著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著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称：“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佛洛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1]孔子：《论语·八佾》。
[2]司马迁：《史记·乐书》。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37卷。
[4]Robert McKee，Story：Style，Structure，Substance，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7），129-130.
[5]Yingshou Xing，et al，“Mozart，Mozart Rhythm and Retrograde Mozart Effects：Evidences from Behaviours and Neurobiology Bases，”Scientific Reports Vol. 6，Article#：18744 （2016），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744.
[6]David A. Noebel，The Marxist Minstrels：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Tulsa，OK：America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1974），58-59.
[7]David Cloud，“Rock Music and Suicide，”Way of Life Literature，December 20,2000，https://www.wayoflife.org/reports/rock_music_and_suicide.html.
[8]Val Williams，“Leni Riefenstahl：Film-maker Who Became Notorious as Hitler’s Propagandist，”September 10,2003，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30045819/http://www.independent.co.uk/….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0]Rober Florczak，“Why Is Modern Art So Bad？”PragerU，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Herbert Marcuse，The 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2nd ed. （Boston：Beacon Press，1964）.
[12]“Gustave Courbet Quotes，”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Pablo Picasso，“Why I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L’Humanite，1944.
[14]Robert Hughes，The Shock of the New：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Its Dazzling Achievement，Its Fall （London：Knopf，1991），24.
[15]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in Robert Motherwell，ed.，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An Anthology，2nd ed.，（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89）.
[16]Michael Wing，“Of ‘-isms，’Institutions，and Radicals：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The Epoch Times，March 16,2017，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isms-institutions-and-radicals_2231016…..
[17]Katherine Brooks，“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Huffington Post，May 13,2014，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13/piss-christ-sale_n_5317545.html.
[18]Arnaud Hu，〈泛谈当今的美术〉，正见网，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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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Norman Lebrecht，“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The Lebrecht Weekly，July 8,2001，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Golan Gur，“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Search：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David A. Noebel，The Marxist Minstrels：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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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itics-and-dance/finding-a-political-voic….
[27]Michael Minnicino，“New Dark Age：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Fidelio Magazine，Volume 1，Number 1 （Winter 1992），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30]André Breton，“Manifesto of Surrealism，”https://www.tcf.ua.edu/Classes/Jbutler/T340/SurManifesto/ManifestoOfSurr….
[31]Allen Ginsberg，“America，”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9305/america-56d22b41f119f.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4P5FZKFSJRdOTZelj0BCnkFbQKXHS2vZvbRQE00C/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6__法律篇.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2018年06月15日 12:44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大纪元 作者:《九评》编辑部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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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录
1.法律与信仰
2.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3.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个人责任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4.回归法律的精神
1.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六世纪至八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抵触了“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著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纳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纳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1987年苏联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理那些苏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在调阅了几十万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写道“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雅科夫列夫的语言翻译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说，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维，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不是出于对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狂热向往，而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动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邪恶。
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为苏联之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所沿袭，中国、柬埔寨、北朝鲜为其中的典型。
在《九评共产党》第七章《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列举的暴行更加触目惊心，仅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约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如果说，为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对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话，那么共产党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为名与自由社会交往时，则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后通过的，表面上是为了达成“程式正义”，实际上却并不认真执行。
马克思毫不讳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法律并不来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对人的爱，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在它之上没有神的诫命和人伦纲常，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共产党的利益。而利益的随时变动，必然也带来法律的随时变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在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为了抢夺全民的财产，在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在法律上设置了“反革命罪”，将所有抵制这种抢劫的人统统划为“反革命”，予以监禁甚至枪决。在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抢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这些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本质上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盗窃的全民财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却并不能得到保护。层出不穷的“强拆案”就是政府对居民财产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几个月不到，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建立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举国力量对法轮功完全不讲法律而实施迫害。
中共为掩盖其滔天血债，需要不断制造敌人以达到残酷镇压、威吓百姓的目的。镇压对象的变化，从地主、资本家到“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修炼者或维权律师，法律也必须一再改变。六十年多间，中共光宪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颁布后，又经过四次修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饰和美化。甚至于有时候连这种修饰和美化都懒得做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共产党为了展现“法制”、“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条文上还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绝不会被认真执行，譬如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既然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付敌人，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
这种体系决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战了“统治阶级意志”（即共产党的利益），就立即成为“依法”镇压的对象，哪怕你是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失地农民、维权律师，或者是哪个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师看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从来不如现实来得强有力。因为当你援引法律条文，追求条文所规定的正义时，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跟你谈的则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们虽不懂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却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以就要听党的话。这些人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包括“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党不让辩护的。”“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法院归共产党领导，要听党的。”“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别跟我讲良心。”[8]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多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产党的法律变来变去，有的部分可以执行，而有的部分绝不执行，因此这样的法律也毫无神圣性可言。更何况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过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来数不清的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的统治者背负不动的血债——八千万到一亿冤魂。
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如果共产党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共产党本身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更不敢认真地执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这此表露的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重点，而不是我们的道德原则。这实际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则分离。美国国父们定义的“自由”，其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不随文化而异，因为其来源是神（《美国宪法》中所说的“创世主”）。背离普世价值片面放大所谓“自由”，是魔鬼变异法律、引诱人堕落的手段。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关四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善扬恶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创始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14]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每年经费超过一亿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支持堕胎的权利，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的歧视。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200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又何谈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更何况，评价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该以经济效益，而该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按传统道德标准，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西方宗教认为是“圣灵的殿”，东方认为只有人体才可修炼提升为佛、道，吸毒是败坏、亵渎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体，乃是堕落败坏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美国，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进步主义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调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会在其它国家推动“进步主义”，颠覆“保守主义”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进一步让人丧失自我控制、远离神，以及制造社会混乱并使经济下滑，从而让共产邪灵操控政治权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所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了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九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重写宪法；2、禁止赞美神；3、重新定义婚姻；4、侵蚀美国主权；5、提倡色情作品；6、培养女权主义；7、强制执行残疾人法案；8、干涉选举；9、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像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箝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6）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个父亲和儿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坏，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因为有父子关系而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责。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正如《圣经》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道理类此。
“自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有选择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正义的原则。而自由派的法官们却鼓励人推卸自己该负的责任，把责任归因到社会环境，比如以经济、种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为说辞，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进行第六次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7次被控重罪、5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又何来公正可言？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鲁宾（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谢帕得（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她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国每年处决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变异的法律对反道德行为极其宽容、放纵的同时，又对社会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极其严苛，如对家长管教孩子限制很严，弄得家长都不能管教孩子，实际上等于让孩子从小没有家教，放纵自己魔性的一面，以“爱护”之名毁掉很多孩子的未来。
将法律的“自由”内涵与强制性都推向极端，是魔鬼变异法律、毁掉法律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伎俩。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从亚洲、俄罗斯到欧盟，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4.回归法律的精神
上述种种法律乱像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
第45条，废除康纳利保留权（Connally Reservation也称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国可以决定某个案子是否适用美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让世界法庭管辖类似的国家和个人。
对照现实审视上述目标就会发现，这些目标几乎已经或将要被一一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法律手段蚕食美国司法的现状触目惊心。
无论在原教旨共产党国家基于仇恨的法律，还是不断被渐进共产主义逐步蚕食的西方法律，都丧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传统的道德。
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不能以神的诫命为最终善恶的标准，我们就只能在共产邪灵的侵蚀下丧失司法独立和道德底线，并最终听任被共产邪灵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击善良和纵容邪恶，不知不觉中执行邪灵毁灭人类的最终图谋。尽快摆脱邪灵的控制，刻不容缓。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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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3]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4]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5] Sergey Nechayev, 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1869.
[6] Vladimir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8/prrk/common_liberal.htm.
[7] 李玉贞：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十期。
[8] 欧阳非：〈红色荒唐言论〉，明慧网，2015年1月8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8/302850.html.
[9] Francis Bacon, “Of Judicature,” Essays, Civil and Moral, http://www.bartleby.com/3/1/56.html.
[10]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Nos. 91-744, 91-902). “Some of us as individuals find abortion offensive to our most basic principles of morality, but that cannot control our decision. Our obligation is to define the liberty of all, not to mandate our own moral code.”
[11] Tom Murse, “Number of Pardons by President,” ThoughtCo, March 09, 2018, https://www.thoughtco.com/number-of-pardons-by-president-3367600.
[12] Gregory Korte, “Obama Commutes Sentence of Chelsea Manning in Last-minute Clemency Push,” USA TODAY,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7/01/17/obama-commutes-sentence-chelsea-manning/96678814/.
[13] Paige St. John and Abbie Vansickle, “Here’s Why George Soros, Liberal Groups Are Spending Big to Help Decide Who’s Your Next D.A.,”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2018, http://www.latimes.com/local/california/la-me-prosecutor-campaign-20180523-story.html.
[14] Affidavit of Roger N. Baldwin, December 31, 1938, 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5th-78th Congress, 3081-3082.
[15]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Minneapolis, MN: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06), 26-27.
[16] Phyllis Schlafly, “Pots of Gold Behind Crosses and Ten Commandments,” The Eagle Forum Report, June 4, 2004, http://eagleforum.org/column/2004/june04/04-06-23.html.
[17] “The U.S. Pledge of Allegiance: Circuit Court Decision, Reactions, etc.,”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nat_pled3.htm.
[18] Passed/agreed to in House: On Motion to Suspend the Rules and Agree to the Resolution Agreed to by the Yeas and Nays: (2/3 required): 416 – 3, 11 Present (Roll no. 27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459.
[19] Submitted in the Senate, Considered, and Agreed to without Amendment by Yea-Nay, 99-0, June 26, 200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292.
[20]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30.
[21]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58.
[2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60-61.
[23] “CNN Revels in Pot Smoke during New Year’s Eve Report from Denver,” Fox News, January 1, 2018, http://www.foxnews.com/entertainment/2018/01/01/cnn-revels-in-pot-smoke-during-new-years-eve-report-from-denver.html.
[24] Patrick McGreevy, “Billionaire Activists like Sean Parker and George Soros Are Fueling the Campaign to Legalize Po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 2016,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pol-ca-proposition64-cash-snap-20161102-story.html.
[25] Adam Shaw, “GOP Senators Ask Tillerson to Probe US Funding of Soros Groups abroad,” Fox News, March 15, 2017,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7/03/15/gop-senators-ask-tillerson-to-probe-us-funding-soros-groups-abroad.html.
[26] Ariane de Vogue and Jeremy Diamond, “Supreme Court Rules in Favor of Same-sex Marriage Nationwide,” CNN News, June 27, 2015, https://www.cnn.com/2015/06/26/politics/supreme-court-same-sex-marriage-ruling/index.html.
[27] Todd Starnes, “Kentucky Clerk: ‘This is a fight worth fighting,” Fox News, September 3, 2015,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5/09/03/kentucky-clerk-am-prepared-to-go-to-jail.html.
[28] “Attorney for Kim Davis Speaks out, Huckabee Blasts ‘Judicial Overreach’ in Case,” Fox News, September 8, 2015, http://www.foxnews.com/transcript/2015/09/08/attorney-for-kim-davis-speaks-out-huckabee-blasts-judicial-overreach-in-case.html.
[29] 〈同性婚姻〉，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同性婚姻。
[30] The Stop the Kinsey Institute Coalition, “Kinsey Helped Undermine Laws Protecting Women & Children,” http://stopthekinseyinstitute.org/more/undermining-laws/.
[31]曹长青：〈绝不应废除死刑〉，《中国报导周刊》，2015年6月7日， http://www.china-week.com/html/6405.htm。
[3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49.
[33]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rKMazkcVP7h4vFqx03hfYQmiQNRiPDLp2EYf0Onm/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5__经济篇_下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经济篇(下)
2018年06月10日 8:31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大纪元 作者:《九评》编辑部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4)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下）
目 录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麽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强制性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这与正常的企业计划或个人计划截然不同。
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对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相关信息的数量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如前苏联物价局要制定2400万种商品的定价。[5]对这么庞大的信息的计算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与人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并不能通过统一的计划经济来解决。[6]即使采用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这些天量信息，也面临无法把人类思想活动纳入输入变量、无法获得完备输入变量的困境。
经济学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指出，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7]
其次，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靠权力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计划过程中必然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力来发号施令，所有环节都充满强制的因素，是一种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必然要首先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当生产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时，国家权力必定要践踏与扭曲经济运行，从而造成各种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权力扭曲经济运作，注定要失败。
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是无法分割的一体。正因为国家计划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发生问题时，也必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内部的质疑。掌权者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高压”和“政治清洗”就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毛无视经济规律，强行计划出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这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恶果在中国国企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由于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吸血，被称为“僵尸企业”。据报导，中国有15万家国有企业，除了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企业，其它国有企业的盈利微乎其微，亏损严重。截至2015年末，它们的总资产占据GDP的176%，总债务占据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经济学家认为，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8]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了经济人的自由，由国家替他们进行强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质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与机器，由共产邪灵掌控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关进了无形的监狱，强行取缔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改变神给人做的人生安排。这是共产邪灵经济反神反天理的体现。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如果某公司的老板今年投资1000万美元，公司出售产品收入1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的利润都是由公司的员工创造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不创造价值（公司的店面、货物等生产资料也是由资本转换而来），它只转化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员工创造的价值（1100万美元）高于公司的成本（包括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多出来的利润100万美元，就是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于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原罪──剥削。资本家投资办厂、开公司当然要赚取利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削无产阶级。剥削这种原罪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它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这种剥削的罪恶，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把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公，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从古至今，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代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买股票拥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这样随意转化，这种划分除了挑起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欺骗人们用它编造的标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来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资本来衡量。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有罪，因为他通过资本剥削了无产阶级（工人）。因为无产阶级属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因此他们天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他们如何对待资本家都可以趾高气扬。这实质是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共产党在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一路抢地主土地、抢资本家工厂，甚至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灭绝人性，最后抢劫全民财富，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而传统的道德规范、信仰、圣人贤达，则都被打上“剥削阶级”的黑印，变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对象。
马克思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与哲学界都受到广泛批评。[9]这里仅举数例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固有客观属性，很多时候是人类根据需求和供给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价值的来源问题。与马克思片面的价值一元论不同，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参与创造价值的有多种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投资风险等等。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整个生产链都不可或缺，他们也都对创造“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举例来说，假如某资本家打算投资100万美元雇用两个工程师设计制造某款新玩具，同时又雇用了一个市场开发人员推广这款玩具。两年后玩具广受欢迎，资本家大赚5000万美元利润。是这两个工程师和市场开发人员投入了特别多的劳动时间，创造了这50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价值吗？显然不是。这款玩具能够成功赚得千万利润是因为玩具的创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资本家的市场眼光、组织管理能力、冒险的勇气等等也都构成了这款玩具的价值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这款玩具的创意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工程师，那么5000万美元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程师的创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师如果认为他的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这种竞争最终会达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润的公司。此外资本回报具有滞后性（两年之内资本家必须节省花费，不能消费这笔钱），也属于投资者的付出，得到额外回报也是正常的，这和出借钱会得到利息是一个道理。
参与决定商品价值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只有在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参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完全与所谓的社会劳动无关。今天价值千万美元的一颗钻石，在五千年前因为没有社会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从祖父那里继承的一块荒地，可能因为附近兴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发现了稀土矿藏而突然增值百倍。这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的劳动。这种飞来的巨额财富有时也被称作Fortune（财富），包含了传统东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认为财富是神给予人的恩赐这样的正统理念。
为了论证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马克思炮制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论，把人们通过正常经营致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负面的不道德行为，把恨灌注其中，煽动人去打碎现有的一切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
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其实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你活我也活的关系，马克思刻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极端化、无限夸大化，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其实，资本家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工人当中也是如此。经济活动中，真正应该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坏、伤害正常经济运作的人，评判的依据应该是其道德品质与行为，而不是财富地位。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地位。工人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投资者，投资者也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变成无产者，社会就是在不断变动着，如同江河里的浪涛一样流动。劳工与投资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经常互换，或同时兼具两种角色。他们把共同创造的利润投入生产，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造福广大民众。就连美国工会运动的创始人都说：“对于劳工能犯下的最坏罪行就是没有利润的公司。” [10]
“剩余价值论”这个荒唐的理论，把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活动贴上了“剥削”的标签，煽动起无数仇恨和斗争，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著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齐”的现象。
驱动“绝对平均主义”的恨和妒嫉是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毒根。人性中善恶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说，东方文化讲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现为善良、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魔性表现为自私、懒惰、妒嫉、恶毒、强取豪夺、挑拨是非、煽动造谣、仇恨、发狂、淫荡、暴虐、草菅人命、不劳而获等等。共产经济故意激发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怠惰等恶的因素，让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抛弃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来，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成为共产革命的原始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12]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认为，经济繁荣与道德并肩而存。只有人们在经济中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自由市场与经济才能良好运转。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坚持遵循被我称之为‘首要原则’的信条，那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永无止境。”[13]
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国带来的恶果并不令人意外。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抢夺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强化了魔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恶感，强化了他们无偿占有带来的洋洋自得的满足感，这正是魔鬼诱惑人的地方。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社会轰轰烈烈呼唤“社会公正”，出现“最低工资制”、“纠偏行动”、“同工同酬”等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结果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共产邪灵因素，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
这些诉求的鼓动者背后的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这些运动煽动不满。如果做成了就得寸进尺，提出新的平权诉求，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没做成，就把它当成公共舆论战，继续煽动不满，加强人们的平权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邪灵煽动不满是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一旦这些不满发生共振，同时爆发，就将为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作好准备。背后的操纵者总是能够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势的一部分，然后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不达到“绝对平均”绝不罢休。那些所谓“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邪灵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西方自由国家在共产邪灵的操纵下被共产主义蚕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践中，那些具体措施往往又事与愿违，本要保护的对象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比如最低工资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权利，但却导致很多工厂考虑成本太高而不再雇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积累攀升的过程。如果一味强调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通过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的训练走向报酬更高的职位的机会。工资水准一刀切既违背经济规律，也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再如经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为借口，要求社会改革。他们援引统计数字，声称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资，而女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男性的平均工资，这种收入差异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笼统的比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个类别中比较，结果会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发现，男女双方教育水准都是大学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类白人家庭高。[14]只不过这样的黑人家庭比例较小，所以会看到总体平均工资的种族差别。这种同类比较本来是常识，但是当共产邪灵在背后煽动斗争的时候，人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
邪灵并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号把人类带上共产之路和毁灭之途。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会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来自称帮助工人阶级“谋福利”的工会，为何反而成了损害工人利益的罪魁？这一点我们从工会的历史和“使命”发展演变来看就很清楚。
工会起初是由无技术和低技术劳工自发成立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帮助调节、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共产邪灵则把工会作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论述工会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出：“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15]
列宁认为，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宁还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立起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他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16]
在19世纪中后期，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利用工会煽动工人大规模罢工，有时提出苛刻要求，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捣毁机器、厂房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共产邪灵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才能从乱中取利，混水摸鱼。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举行全俄政治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70多万，使全国经济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更激进的工会组织，被列宁称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将成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说，1917年十月政变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工会组织。[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也被共产邪灵广泛渗透和利用。工人与资本家本是共生关系，共产邪灵则要拚命挑起、扩大、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工会。工会把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强化固化这种对立关系，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制造合法性。为此，不断煽动工人的不满，指责资本家的问题，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诀。
工会也许可以让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从长远的经济利益看，被共产主义主导的工会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为如果资本家的企业被整垮了，损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会是在给工人争取更多好处，但是却让企业失去竞争力。具体来说，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工会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借口，使得企业很难解雇不好好工作、业绩不好的员工，无形中助长懒惰、不思进取的风气，这对于好好工作的员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击其积极性。公司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员工，工会为不良员工提供保护伞的做法长期看会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第二，工会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为借口，不断推高公司负担，最终导致公司被迫降低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其竞争力，或者被迫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研究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工会的丰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车，而有工会的底特律美国汽车厂却无法与之相比。[18]
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费尔纳（Edwin Feulner）评价工会“如同挂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负担──让公司失去灵活性，不能明智地对变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19]
上述情形因工会垄断了劳动力市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它可以对企业决策施加很大的影响，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时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业不满足其要求，工会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斗争”，包括罢工抗议和煽起社会运动，让企业难以应付，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联合汽车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工会，他们常常组织工人罢工。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会让工人的工资加福利达到每小时70美元，结果使美国汽车制造业几乎破产。[20]
由于工会引起的企业竞争力降低，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从1977年到2008年，有工会存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损失了75%，而没有工会的制造业工作反而增加了6%。制造业之外的情况也类似。以建筑行业为例，美国的建筑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增长状态，没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来增长了159%，而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机会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会是共产主义邪灵在企业内部搞平均主义的工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工会要求企业按照每个员工的工作年限（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龄”）获得相应的工资，而不看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工作表现。工会的最终效果是压低工作效率高的员工工资，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员工工资。[22]这与共产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脉相承，等于在员工中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在企业范围内实施而已。这种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干涉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的破坏。其硬性宣传的给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终造成的往往是对企业的伤害、对经济整体的伤害。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工会家庭都不赞成美国工会，但他们不赞成的主要原因从未被工会媒体或工会大会讨论过。[23]
从各个方面讲，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了牺牲品，而共产邪灵在工会的运作中成了大赢家。从根本上，共产邪灵是要利用它长期渐进地摧毁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会、在“进步运动”指导之下的工会，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类似于一个盈利的大公司，领导层有巨大的个人利益在里面，腐败现象常被人诟病。[24]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派在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公平”，造成庞大的福利负担，对美国制造业、服务业、教育、政府部门的改革与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碍。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它会蛰伏起来，时机成熟时就会赤膊上阵，制造大的社会运动。工会是共产魔鬼在自由社会安插的一颗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虽然共产主义理论充满漏洞与自相矛盾，但很多人还是被欺骗诱惑，因为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马克思等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产主义的天堂美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这套说辞包括，“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统治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发展；人们过着美妙无比的幸福生活。这套骗人的说法当初曾经吸引了很多世人为之奋斗；现在的不少西方人，没有过在共产极权国家里生活的惨痛经历，不免一厢情愿地心怀幻想，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煽风点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空想。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产品将极大丰富。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在人类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工作时间与地球有限资源的制约下，紧缺和匮乏是常态、是必然的。这也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限制，人们就不必去探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随意浪费，因为社会产品有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水准极大提高。但人善恶同存，道德水准的提高需要正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与个人的努力修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却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把人恶的一面无限放大。人们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来维护暴政、误导世人，反神、排神，使人们离神越来越远。当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正信、没有了自我约束时，道德只能急剧下滑。此外，马恩列斯毛，个个是暴君，狂妄、淫乱、毫无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准极大提高，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天方夜谭。
马克思主义也宣称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权力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极权主义的权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资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都看到了特权阶级、贫富悬殊以及政权对普通百姓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欺骗人说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社会主义是权力经济，一切都看权力的指挥棒起舞，社会成员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各尽所能。而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何况是普通人呢？连产品极大丰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产邪灵也骗人说要让“社会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声称，分工造成异化。事实上，分工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证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分工带来的差异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会造成人的异化、单面化、非人化。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断提升道德，为社会做贡献，给他人带来幸福。
共产主义的经济观是一种反道德的经济体制，其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已在实践中被充分证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相的共产主义经济方式，也给社会带来各种伤害。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极权暴政、贫穷饥荒，而且无底线地煽动起人心中的恶魔，毁灭人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坏的逆流。
回顾共产主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动仇恨史、屠杀史与罪恶史。所有共产极权国家都是暴力杀戮最凶残的国家、人民最没有自由及基本人权的国家。他们穷兵黩武，搜刮民膏，肥了极少数的当权势力集团，却苦了工人、农民和广大民众。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意味着失去宝贵的生命，还有传统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产中国，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连活摘善良修炼人器官也变成了国家管控的一条龙的经济产业链。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魔鬼，本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成了杀人恶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该捍卫人权自由的国家，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骇人听闻的罪恶置若罔闻，纵容姑息。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主要靠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成功引诱了很多无产阶级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话，那麽，随着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剩下的共产政权改头换面吸收并采纳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系统，近几十年来，共产邪灵则采取了新的招数，一改过去杀富济贫、强迫吃大锅饭的暴力共产主义形象，搞起了劫富济贫，强税收、高福利，财富再分配，高喊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一起过社会主义“好日子”，继续让世人上当受骗。
共产邪灵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并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热，用所谓美好的追求为借口，引导人不断偏离神对人的要求，变异人的观念，增强人的魔性，犯下各种罪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恶行。它让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忘记人还有更高的、超越于尘世的永恒的信仰追求与生命真谛；它鼓动人洒下热血与汗水，收获的却是毒酒与白骨。它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人类如不觉醒，面临的将是邪灵设下的更可怕的劫难。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经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经济发展路径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经济的灾难。当道德基础被摧毁的时候，经济的富足既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也不可能长久，更大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报导中承认，虽然经济在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却逐年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却是腐败横行、环境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财富增长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并行。
这反映出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人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人来到世间，神给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饭前祷告，感谢神赐给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财富来自神的恩赐，常怀谦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乐”。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巨富亚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对海难，他选择了遵守道德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将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惊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货公司的合伙人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则说：“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终拒绝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刚刚雇用的女佣艾伦.博德（Ellen Bird），选择和丈夫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26]
面对保留巨额财富与保全生命的诱惑，这些巨富们选择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他们的道义选择，彰显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高尚的人格，其价值重于生命，更重于财富。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们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嫉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无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才是人应有的经济生活。
共产邪灵为毁灭人类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经济领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想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就要认识其阴谋，看清其谎言诱骗，不再对其抱任何幻想，同时回归传统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类将迎来持久的繁荣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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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3]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A. Noebel, You Can Trust the Communists… 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3-45.
[4] F. A. 哈耶克著，冯克利、胡晋华译：《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hapter 2.
[6]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September 1945), 519-530.
[7] [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王健民、冯克利、崔树义译：《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译者序，5-6。
[8] 石山：〈中国国企改革的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9月2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xql-09222015103826.html；秦雨霏：〈法兴银行：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大纪元网，2016年5月25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6/5/24/n7927577.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96), 59-60; [英] 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Economy as Business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Beard Books, 1990), 115.
[11] 毛泽东：〈湖南农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hiladelphia: Anthony Finley, J. Maxwell Printer, 1817).
[13] Lawrence Kudlow, American Abundance: The New Economic and Moral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4]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4.
[15] 恩格斯：〈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6]“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
[17] 吕嘉民：《列宁工会学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19] Edwin J. Feulner, “Taking Down Twinkies,”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November 19, 2012,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commentary/taking-down-twinkies.
[20]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21] 同上。
[22] 同上。
[23] Steve Inskeep, “Solidarity for Sale: Corruption in Labor Un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6, 200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181842.
[24] 同上。
[25] Children on the Titanic (a documentary, 2014).
[26] Isidor Straus, Autobiography of Isidor Straus (The Straus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168–176.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una6BQZOzr0c3oBio1NOARI2X6MKq0u7lAjS70nh/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4__经济篇_上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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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经济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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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作者:《九评》编辑部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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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3)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
目 录
引言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1）变相的社会主义
（2）高税收的现状
（3）高福利的现状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2. 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3. 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
引言
一百年多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自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5]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6]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著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8]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10]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它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 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1]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处于贫困中的黑人孩子生活在单亲“娃娃妈妈”（指少女怀孕生子）家庭里。而高福利制度助纣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 “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它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
2. 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中共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穷苦之后，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搞起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中共在搞资本主义，其实不然。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对经济部分松绑，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魔鬼放松了控制。相反，这只是邪灵利用来维持自身生存与欺骗世界的手段。
中共经济模式完全是一个怪胎，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在经济层面虽然有部分是私营企业，但中共从来没有许诺给民众永久的私有财产，因此，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从根本上仍然是国家占有，是公有制经济。同时，中共利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一切经济运行，仍然存在庞大的国家计划，属于权力经济。市场只是被国家利用来推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不存在与市场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汇率不能自由调整、财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运作。中共为了刺激出口而对企业实行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旨在用低价打败竞争者，扰乱了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政治需要，企业、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资源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出于政治理由被随时剥夺。正是看到了这些原因，欧美市场经济国家长期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社会主义的肌体，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死死抱住共产主义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钱，对民众实行了更残酷的打压与迫害。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对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针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无硝烟的另类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2013年，中共投入镇压百姓的所谓“维稳费”已经超过7,000亿人民币。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 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拚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假冒商品、盗版软件和盗窃商业秘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2,250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广泛存在的专利侵权。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窃损失了1.2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中国造成的。[25][26]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2015年11月份的报告显示，每年电脑骇客造成的经济间谍损失有4,000亿美元，90%来自中国。[27]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松绑，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财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经济行为造成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不意味着中国走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有时把中共的这种不道德共产极权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在为中共贴金。在中共极权之下，经济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场经济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3. 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当今世界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搞隐形的社会主义、中共继续搞社会主义的怪胎经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罪恶没有彻底清算，导致共产阴魂不散，人们的心中始终还装着共产主义。这又会反映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保留了相当大比重的国有企业与高福利，还有高度的国家经济干预。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又都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死灰复燃制造机会，左翼政党变得相当活跃。怀念昔日的共产主义的情绪弥漫在前东欧共产国家里，[28]可以说是共产经济的阴魂。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宣称奉行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留下了一个个烂摊子。最近的例子还包括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却是经济萎靡、饥荒肆虐、犯罪猖獗，绝望的气息到处蔓延。津巴布韦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今天却陷入了彻底的灾难，通货膨胀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委内瑞拉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长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有这个地区最高的人均GDP。[29]该国当时相对自由的经济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练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对产权的保护，使它从1940~1970年间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30]
1999年新总统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搞国有化运动，最终把委内瑞拉的经济搞垮了。该总统曾公开宣称要搞“21世纪社会主义” 。[31]
搞社会主义就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该总统2007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间征用了1147家私营企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性部门关闭了，取代它们的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投资者也被吓跑了。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预，包括外汇管制和价格管制，最后遇到油价下跌，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这幕惨剧归因为石油危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七个其它国家比委内瑞拉更依赖石油，这七个国家在2013~2017年都出现了经济成长。[32]
问题的根本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上：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的十条要求。[33]委内瑞拉的悲惨景象，是共产邪灵造成的经济祸害。
津巴布韦：从“非洲的面包篮”到大饥荒
津巴布韦于1980年正式独立后，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国首任总统年轻时，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游击队曾受毛泽东思想指导，并获得中共政府的无条件援助，因此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其它宣称奉行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不同，它并未马上实行国有化。
2000年开始土地改革后，津巴布韦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根据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白人的农场被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国黑人和政治关系良好的人，这项计划导致津巴布韦的生产急剧下滑。津巴布韦中央银行试图加印钞票以摆脱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生根。
津巴布韦央行的数据显示，2008年6月该国的年度通货膨胀达到2.31亿%。2008年11月中期，这一数字达到顶峰，几乎突破800亿%，官方甚至放弃了月度统计数据。一年后，津巴布韦元对美元的汇率高达35千万亿:1，津巴布韦被迫放弃使用本国货币。[34]
共产邪灵在这个世界肆虐，人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其带来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危险。它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正在显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惨痛的现实。人们必须切记：不管魔鬼是否在经济上带给人一时的舒适与满足，它的本性不会改变──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堕落和生命的深渊。#
（点阅《九评》编辑部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
[1]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98-137.
[2]Max Galka, “The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Spending, Revenue, and Debt (1790-2015),” Metrocosm, February 16, 2016, http://metrocosm.com/history-of-us-taxes/.
[3] “OECD Tax Rates on Labour Income Continued Decreasing Slowly in 2016,” OCED Report,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d-tax-rates-on-labour-income-continued-decreasing-slowly-in-2016.htm.
[4]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Kindle Locations 930-93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5]Rachel Sheffield and 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after 50 Years,”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poverty-and-inequality/report/the-war-poverty-after-50-years.
[6]同上。
[7]Nima Sanandaji, 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2015), 132.
[8]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9]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0] “A National Sport No Mor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3rd,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2/11/03/a-national-sport-no-more.
[11]Martin Halla, Mario Lackner, and Friedrich G. Schnei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Benefit Morale,” Kyklos, 63:1 (2010), 55-74.
[12]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09/opinion/sunday/kristof-profiting-from-a-childs-illiteracy.html.
[13]同上。
[14]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5]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09/opinion/sunday/kristof-profiting-from-a-childs-illiteracy.html.
[16]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50 Years of Failur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23rd,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e-and-family/commentary/the-war-poverty-50-years-failure.
[17]U.S. Census Bureau,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60 to 2016.
[18]Niskanen, A., “Welfare an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The Cato Journal, 16:1(199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1996/5/cj16n1-1.pdf.
[19]Walter E. Williams, “The True Black Tragedy: Illegitimacy Rate of Nearly 75%,” cnsnews.com, May 19, 2015, https://www.cnsnews.com/commentary/walter-e-williams/true-black-tragedy-illegitimacy-rate-nearly-75.
[20]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debt.htm.
[21]Thomas Winslow Hazlett, “Looking for Results: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Coase,” Reason, (January 1997), https://reason.com/archives/1997/01/01/looking-for-results.
[22]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44).
[23]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Statistica.c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8629/united-states-direct-investments-in-china-since-2000/.
[24]中国商务部,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16〉,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历年概况》, http://images.mofcom.gov.cn/wzs/201612/20161230131233768.pdf.
[25]Liz Peek, “Finally, a President Willing to Combat Chinese Theft,” The Hill, March 26, 2018, http://thehill.com/opinion/finance/380252-finally-a-president-willing-to-combat-chinese-theft.
[26]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Update to the IP Commission Report, 2017, http://www.ipcommission.org/report/IP_Commission_Report_Update_2017.pdf.
[27]Chris Strohm, “No Sign China Has Stopped Hacking U.S. Companies, Official Says,” Bloomberg News, November 18,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18/no-sign-china-has-stopped-hacking-u-s-companies-official-says.
[28]Kurt Biray, “Communist Nostalgia in Eastern Europe: Longing for the Past,” November 10,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kurt-biray/communist-nostalgia-in-eastern-europe-longing-for-past.
[29]John Polga-Hecimovich, “The Roots of Venezuela’s Failing State,” Origins, 10:9 (June 2017),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roots-venezuelas-failing-state.
[30]José Niño, “Venezuela Before Chavez: A Prelude to Socialist Failure,” Mises Wire, May 04, 2017, https://mises.org/wire/venezuela-chavez-prelude-socialist-failure.
[31]John Bissett, “Hugo Chavez: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 Leftwing Reformist?” Socialist Standard No. 1366 (June 2018) https://www.worldsocialism.org/spgb/hugo-chavez-revolutionary-socialist-or-leftwing-reformist.
[32]Julian Adorney, “Socialism Set Fire to Venezuela’s Oil Crisis,” Real Clear World, August 29, 2017, https://www.realclearworld.com/articles/2017/08/29/socialism_set_fire_to_venezuelas_oil_crisis_112520.html.
[33]José Niño, “John Oliver is Wrong About Venezuela – It’s a Socialist Country,” Mises Wire May 30, 2018, https://mises.org/wire/john-oliver-wrong-about-venezuela-%E2%80%94-its-socialist-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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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3)：政治篇(下)
2018年06月02日 13:28 PDF版 分享转发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本文转自大纪元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2)
第八章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下）
目录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结语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2016年自从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 “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当其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简称ACORN）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抒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共产极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毋庸赘言。非暴力共产主义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加大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最终将走向极权体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产极权的国家，人们也随时可能失去各种自由，处境十分危险。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利用科学技术，把对个人的监视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着神所确立的传统价值生活，神还引领人发展出基于传统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给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人通过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政治后，对美国的自省，对邪恶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等方面非常赞赏, 他认为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12]
共产邪灵要的是极权政治，让人反传统反道德，扼杀人信神向善之路，让人从神的子民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的子民，听从魔鬼统治。在共产党国家，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教育、媒体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须唯共产党马首是瞻，协从共产党“假、恶、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将违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要么沦为在最底层挣扎的“贱民”，要么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在自由社会中，政府也在向极权化发展，逐渐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而现在西方政府通过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手段干预和控制经济以实现政府计划的程度越来越强，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府管理范围扩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经济、文化、能源、交通、通讯、旅行等等。从中央行政权力的扩大、到地方政府对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烟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已经造成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权力膨胀，对社会的强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个人权利。
极权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借口，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规定人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有人公开否定邪恶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论”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对“政治正确”，轻则被孤立，重则被开除或解职，甚至遭到恐吓和人身攻击。
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再用法律、规章和舆论等强制执行，用强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制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从而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取缔天赋的人向善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实质。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党派，无论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政策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来到自由世界，都对西方社会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从小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到养老都有国家资助，认为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届时玛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讲暴力革命那一套。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过错，但政府高福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强征税为基础的，而且福利本身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英国法学家迪塞观察到，在1908 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13]
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福利被世界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繁荣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欧，整体税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世界最高，几个国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论者指出，政府搞的社会主义医疗福利有六个致命问题：无法持续，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没有奖惩，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造成政府大量亏损；人们钻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窃、滥用并进行地下经济；国家通过医疗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乱。[15]
2010年，一个叫约拿斯（Jonas）的人在北欧某国的一个急诊室不得不自己给流血的伤口缝合。他首先去了门诊，门诊关门，到了急诊室等了三个小时，伤口一直流血却没人处理。但他对自己采取的不得已的救护举动最后又被医院工作人员作为犯法而举报。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真实的情况比这还恶劣。因为免费的医疗人人都想要，造成资源被滥用；“资源有限”与“免费”两者造成大量需求无法匹配，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龙现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于被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变相惩罚。
这还不只是效率问题。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看似是一种享受，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对政府的全面依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这种程度，走向极权体制易如反掌。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福利国家可谓其睿见的最佳注脚。[16]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极权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却给恶留下了空间。人们想用法律来解决人作恶这个问题，正中魔鬼圈套。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健保法近2万页，连法官和律师都无法通晓这么多法条，更遑论普通人。联邦和全国各州市郡县，平均每年通过超过四万条新法律，可谓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触犯法律，轻者罚款，重则坐牢。
从钓鱼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鱼钩，到在公共场合喝汤不许出声，都受法律管制。美国西部某州颁布一项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据新规定那些达不到严格要求的大屏幕电视将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后院加个凉棚都要得到政府许可等等。
过于繁琐的法律会模糊人的道德观念。由于法律太多，很多法律违背或远离人的道德直觉，造成了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只问合法与否，而不关心是否合乎道德。长此以往，共产邪灵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识形态制订为法律，将变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人的心灵。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法律越订越多，大政府通过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们忽略了社会问题是魔鬼放大人的恶造成的，反而觉得可能是法律出了问题，从而走入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极权主义使用国家机器、秘密警察监控民众，而现代科技把对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不寒而栗。
《商业内幕》近日总结了中共监控公民的10个方式：[17]
1.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从茫茫人海当中抓到目标
2.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人们
3.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式
4.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5. 警察戴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在人潮汹涌的地方（比如街头和火车站）搜寻目标
6.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它可以扫描人们的脸部，并跟要抓捕的人比对
7.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抓出乱穿马路者
8. 随机截停行人，检查他们的手机
9. 追踪人们的社交媒体帖子，顺藤摸瓜找到用户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预测软体汇总人们的资料，标出那些当局视为威胁性的人物
《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共社会信用系统的险恶用心：它不仅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文章说，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重新调校，产生“爱国”分数──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18]
随着档案机制和大数据化结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从或者分数低者会失去工作；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通部门将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可以直接拒绝为他提供治疗。
今天，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和马路上，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可以在7分钟内从14亿人中找到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手机上微信等监控软件使得监控“登堂入室”，带着手机的人毫无隐私可言，让人无处可逃。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政府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政府如果继续左倾，民众将面临同样可怕的被监控的命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由于共产邪灵的渗入，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动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对拥有传统政治主张的人进行阻击。这种状态用“战争”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近代美国，虽然也可能出现选举期间言辞上的激烈对抗，但一旦大选完成，便开始疗伤阶段，弥补裂痕，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纵观今天的西方政界，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政治秩序显得畸形而令人担忧。政坛人物、不同党派间的互相指责甚至攻击，政策上进行阻挠；民间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暴力趋势明显。
在政府内部，选举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开始谋划以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党派候选人。选举结束后，左派阵营又开始发起诉讼，意图夺回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属左派政党的美国西部某州州长表示，现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总统的“龙卷风”。该左派政党高层承认，一支愤怒的自由派大军要求他们向新任总统发起一场“全面战争”，逢政府必反，务求以此重夺民心。[19]
左派试图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问题上，左派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党派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不同党派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证。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护边界的建议遭到猛烈攻击，甚至有个别州还通过了“庇护城市”法案。这些法案禁止联邦执法人员查问移民身份，拒绝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体舆论上，左派占主导的主流媒体在总统选举前大量为左派候选人背书，因此选举结果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选举结束后，主流媒体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种事件，把民众的注意力放在对新任总统的打击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闻扰乱民众视线。对新任总统的各种政绩，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对有严重问题的左派候选人，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是轻描淡写。
在正常社会里，不同团体或党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可能发生冲突。但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双方会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受共产邪灵的阶级斗争思维支配，才会时时事事以战争心态进行斗争，认为与对手绝无和解与合作的可能，必须彻底打败对手，全面推倒现行体制。
这种全面战争体现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与媒体舆论的全面对抗，带来了深度的社会撕裂，极端行为与暴力行为数量上升、范围与规模扩大。这正是共产邪灵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6年，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5%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20]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文化，虽然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同，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相近的，这使得即使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各个种族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分裂的时候，国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结语
人往往有弱点和恶的一面，对权力、财富、名声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恶，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一个“魔鬼代理人”体系。国家如同人体，各个机构如同人体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职。如果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渗透了有意或无意的魔鬼代理人时，就如同外来的意识代替了人的灵魂，或者说，外来的意识直接操纵了人体。
如果有人让整个社会摆脱魔鬼控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反抗，如运用媒体抹黑，搞人身攻击；用误导的信息混肴大众视听；让各个职能部门不配合，使得政令成为空文；用大量资源去支持反对派，使社会陷入分裂和争斗；甚至用各种方式制造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动荡，让不明真相者把矛头指向反对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这个邪恶系统的缔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虽然可能做过坏事，但是并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政治因为其掌控的国家力量、私人力量所无法匹敌的天量经济资源及干预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为万民造福；滥用之则会造下天大的罪业。本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帮助人分清善恶，识破魔鬼的奸计，让政治回归正途。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21]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权柄，需要回归到以传统价值为基石的正道。人类得到神的佑护，才能不被魔鬼操纵，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与被毁灭之路，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3] David Horowitz, “Alinsky, Beck, Satan, and M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August 2009,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Articles/alinskybecksatanandmedh.html.
[4] 何清涟：〈民主国家新病症：精英与民众分裂〉，美国之音，2016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democratic-countries-elite-people-20160703/3402923.html。
[5] Mike McPhate, “After Lawmaker’s Silencing, More Cries of ‘She Persisted’，” California Today,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8/us/california-today-janet-nguyen-ejection.html.
[6] 姜琳达、刘菲：〈加州竞选人：我为何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大纪元网，2018年5月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7/n10367953.htm。
[7] Bill Dolan, “County Rejects Large Number of Invalid Voter Registrations,” Northwest Indiana Times, October 2, 2008, http://www.nwitimes.com/news/local/county-rejects-large-number-of-invalid-voter-registrations/article_6ecf9efd-c716-5872-a2ed-b3dbb95f965b.html.
[8]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sociation_of_Community_Organizations_for_Reform_Now.
[9] Edward L. Glaes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Curley Effect: The Economics of Shaping the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2005): 1-19. Doi:10.1093/jleo/ewi001.
[10] Mark Hendrickson, “President Obama’s Wealth Destroying Goal: Taking The ‘Curley Effect’ Nationwide,” Forbes, May 31, 2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rkhendrickson/2012/05/31/president-obamas-wealth-destroying-goal-taking-the-curley-effect-nationwide/#793869d63d75.
[11] 同上。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1, trans. Henry Reeve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3] A．V．迪塞（Albert. V. Dicey）：《关于十九世纪英格兰法律同舆论的关系的讲演》，第2版。引自：[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张琦译 ：《自由选择》（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14] Danish Ministry of Taxation, “Skattetrykket,” June 24, 2012.
[15] Paul B. Skousen, The Naked Socialist: Socialism Taught with The 5000 Year Leap Principles (Izzard Ink), Kindle Edition.
[1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7] Alexandra Ma, “China Is Building a Vast Civilian Surveillance Network — Here Are 10 Ways It Could Be Feeding Its Creepy ‘Social Credit Syste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9,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ow-china-is-watching-its-citizens-in-a-modern-surveillance-state-2018-4.
[18] 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 “China’s Social Credit Score System Is Doomed to Fail,”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6,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ba36896-75ad-356a-a768-47c53c652916.
[19] Jonathan Martin and Alexander Burns, “Weakened Democrats Bow to Voters, Opting for Total War on Trum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3/us/democrats-dnc-chairman-trump-keith-ellison-tom-perez.html.
[20] 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New Survey Finds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ink the Country Is Divided over Values and Politics,” August 1, 2016, http://apnorc.org/PDFs/Divided1/Divided%20America%20%20AP-NORC%20poll%20press%20release%20%20FINAL.pdf.
[21] Ronald Re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3130.
新プロジェクトXでオグリキャップの話し
プロジェクトXってそういう番組だったっけ？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BNt7zZnT809msIsRg6b7eQEMIU5Joj2BC4OQWdxT/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2__政治篇_上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2)：政治篇(上)
2018年06月01日 5:07 PDF版 分享转发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2)：政治篇(上)——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作者：九评编辑部，转自大纪元
接前文：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3)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5)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6)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8)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9)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11)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
目录
引言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对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箝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美国是以两党为主的多党制，共产主义要想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必然试图控制两大党中的一党甚至两党。控制政党之后，下一步就是控制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让自己的候选人占据政府或者法院里的关键职位。从美国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美国，左派党一直挑动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对立以争取选票，也同时着手争取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所谓“弱势群体”如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妇女、少数族裔等让他们成为左派党稳固的票仓。为了赢得这些选票，他们鼓吹共产主义理念，抛弃做人的底线，放弃神为人定下的道德规范，极尽讨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让他们为左派党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党的亿万富翁斥巨资赞助左派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及重要公职，想办法把更多左派党人士送入华盛顿掌控国家机构及权力。由于各州州务卿负责选举相关事务，在选举发生争议时，州务卿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造成“一锤定音”的效果，因此该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务卿的竞选。[7]
有非法移民在美国犯罪后，还有某些左派官员为他们开脱，庇护城市也让他们难以被制裁。前任左派总统当政时，曾试图让500万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搁置而未得逞。[8]
左派政党力争让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动机未必是为了非法移民或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是为该党争取更多的票源。美国东部一城市于2017年9月12日就非公民参与地区选举投票的议案进行投票，投票结果为4比3，虽然没有达到通过需要的6票，但是，这个议案对美国未来走向带来的潜在效应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议案指出，不仅公民能参加地区投票，绿卡持有者、学生签证者、工作签证者甚至无证居民都可以参加投票。[9]
为了拉选票、控制政权，左派党在共产邪灵的控制下，不择手段，令人对美国的未来充满忧心。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学者研究发现，前任左派政府被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严重渗透，支持前任总统的团体中有很多都和社会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任左派总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索尔.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后，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还要罚款，同时颁布法令让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变性人可以参军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议会，有的左派议员试图取消共产主义者不能参政的禁令，后来在越南裔的强烈反对下撤回。
该届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甚至败坏人伦。2016年时任总统签署的“跨性别厕所令”，就是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我认同，随意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即使一个人的性征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称认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入女厕所。而且，这个“跨性别厕所令”推行到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的州将被停止许多联邦拨款。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长岁月里，神给了君主在人间治理的权柄，“君权神授”，皇帝或国王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神圣角色。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民主制。民主实际上并不完全就是民众做主，而是民众选出一个人来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选出了总统，这个过程是个民主的过程，但一旦选出来，总统就有权来替民众做很多决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民主并不能保证好人当选，当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时候，被大多数人推选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于吹嘘、煽动、钻营的人，是坏人，而不是好人，这对社会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规定的道德为约束，民主的弊端就会出现，走向被煽动和操纵的暴民政治，使社会走向分裂和动荡。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具体分析哪种政体更好或更坏，而是想指出道德问题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治不过是一种社会运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产主义指导的中共政权实行的是一种邪教的“政教合一”政体。它以邪教意识形态统一人的思想、败坏人的道德，以黑帮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最终的目的是毁灭人。
常有人将中共极权比作君主专制，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君主并不定义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规定的道德的约束；而中共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因此无论做了多少坏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自于神的诫命，而不来自于某个政党的政策。因此当一个政党垄断道德的解释权，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产党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把马克思奉为精神“上帝”，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其宗教特征包括：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崇拜教主，唯我独尊；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等。
.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个人崇拜的传统，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们是各国共产邪教的“教主”，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释权。无论他们是杀人，还是撒谎，都仍然是对的，因为他们可以解释说其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测地说“是在下很大一盘棋”。在这样的国度里生活的国民，被迫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被迫跟着党说谎、作恶，心灵、精神上饱受摧残。
.传统正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譬如无产者之所以有阶级友爱，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家；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前成为了西方“政治正确”的标准，其实已经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标签，有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有时称自己为进步主义。两者理念的核心并无明显差别。
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有终极的理想，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类似，即鼓吹所谓人类的“自由”与“进步”，并把它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神圣化，任何与之不同的理念都会被其批判或打击。
它的道德基础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是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它用人的自我与理性取代对神的信仰，把人自己当成了神。
它打击的目标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现行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颠覆或改造现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相类似；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于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谎言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运用。
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准宗教特点，与其发端的历史背景不可分割。
18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加强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种“进步观”。进步思想的先驱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称，理性将人类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进步思想越到后来越狂妄，开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坛。
进步主义思想让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进而认为人并不需要通过造物主的拯救，可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扫除一切贪婪、恐惧、嫉妒等等恶念，认为人终究可在人间建立天国，对神可以不屑一顾。19世纪法国政治家、艺术评论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说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进步主义的狂妄心态： “在我被逐出的那个神的园子旁边，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我要让‘进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让他手执燃烧的长剑，对上帝说：‘不准你进来。’于是人开始建立人类的社会。”[10]
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会激发出要掌控人类命运、操纵人类未来的幻想──也就是说，人要扮演上帝──要缔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一个“人间天堂”，实质上与共产主义思路一脉相承。正是这份企图“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热，注定要在人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风。
3）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变种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要求立宪限制王权和政府权力，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因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政府则是公民立约所建，其职责仅限于保护公民。政教分离的目的在于让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当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藉“自由”的名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反叛，一方面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极度放纵人的欲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规矩；另一方面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举例来说，就财富的再分配而言，他们的重点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纳税人的权利；涉及纠正歧视政策时，他们站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立场，而无视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们以避免惩罚无辜者为由，而无视对罪犯惩罚的必要；在教育中他们以支持低学术能力、弱势家庭为由，而不顾资质出众的学生的发展；在管制淫秽出版物方面他们以自由表达为借口取消对道德堕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离上他们强调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人们需要什么而不是应该得到什么，如此等等。
当代自由主义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悄从“自由”演化为“平等”，但却不愿改称“平等主义”，因为这样马上就会被人识别出其共产主义实质。
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本是一种美德，但共产邪灵利用当代自由主义，把宽容作为实现其变异道德的手段。从古典自由主义先驱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对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宽容的主体主要是指掌握强制政权的政府宽容对待个人信仰。对于每个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国的真理之路，其正确与谬误的裁决权在于神。人的灵魂属于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强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当代自由主义忘却了宽容的真正目的，把宽容等同于不做价值评判，由此发展出所谓“价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对所有价值不做评判，一视同仁。价值中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把坏与好、罪恶与美德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和颠覆。它用美丽的词语给魔鬼开了一扇门，打着“自由”的旗号把反道德和反传统的行为合理化。同性恋的标志彩虹旗就是这种所谓“价值中立”的写照。如果正义的力量和声音介入，当代自由主义就用危害个人自由、平等、歧视弱势群体等等借口进行反击。
当代自由主义荒谬到连性别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过了AB196法案：任何一个商业雇主或非盈利机构拒绝雇用变性人或者异性装扮者可以被罚款，最高为15万美元。[11]州参议院不但通过，而且将性别定义为“自我性别认定、表现或者行为”，“不管其表现和行为是不是和该人在出生时的性别相一致。”[12]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当代进步主义思想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直接运用，其后果是以“进步”的名义造成传统道德不断偏移并发生变异。
人类在传统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时使社会越来越富裕文明，这本来无可厚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经出现过“进步时代”，政府的某些改革举措纠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义。
共产主义入侵美国之后，绑架了“进步”一词，也绑架了“进步主义”这个概念，强行向里面注入了共产主义的邪恶内涵。它催生了“大萧条”之后的“新政”，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等，直到今天，让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进步主义的本质是不认同神留下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中，善恶、是非的衡量标准来自于神。在进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视传统道德为进步的障碍，而要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他们否认绝对的道德，而是以社会、文化、历史的现状来建立其道德体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变成了相对概念。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进步革命而影响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典型，认为符合了无产阶级利益（实质是统治阶级）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来约束“无产阶级”的，而是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打击敌人的武器。
由于两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产主义绑架进步主义似乎“顺理成章”，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在西方仍然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大摇大摆地继续行骗。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是对美国宪法和立国之本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其本质是要改变（实质是摧毁）一切传统的信仰、道德价值以及现存的西方社会制度。进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标与后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内部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十大举措。我们看到，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举措在美国都已经一定程度地实现了。不妨列举如下：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权（作者按：美国1916年开征遗产税）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1913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也就是中央银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美国有各种监管机构，有国有邮局和国营的铁路）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按：1935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保障局，还有劳工部；平权法案要求妇女可以从事与男人一样的工作，包括当兵）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进步并不为过，但当那些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思潮，取代、排斥传统道德与信仰的时候，就成了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人、引领人走向堕落和灭亡之深渊的工具。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播撒仇恨，挑起斗争。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与此同时造成人群撕裂，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建立极权统治。煽动人们互相斗争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然后挑起仇恨，制造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败”以及大种植园主的“压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仇恨、斗争，为共产极权铺路；在中国毛泽东的“发明”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向工人许诺做工厂“主人”，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让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趁乱夺权；在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Ben Bella）发现挑起宗教争端、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14]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国父们以宪法立国，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社会通过家庭、教会、社区结成强韧的纽带，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传统阶级斗争方法难以奏效。于是共产主义邪灵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亚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分化不同性别：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父权；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如酷儿（Queer，同性恋等的泛称）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和历史；分化不同国籍人群，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对抗、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把仇恨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5]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渲染和煽动仇恨，并使冲突不断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偷盗商店的东西被打死。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两位白人女子，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的。美国学者保罗.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这场案件中美国共产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美国黑人，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17]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中煽风点火。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殴打的录像在电视新闻中公布。案件判决后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砸向一辆过路的汽车，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洛杉矶县警长（Sherman Block）在被问到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毫无疑问，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骚乱数天中，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革命共产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国共产党（CPUSA）等各种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为金的判决复仇！……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在判决宣布之前这些混蛋们就在发传单了。”[18]
列宁早就指示共产党徒：“骚乱—抗议—街头战斗—独立的革命队伍，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党员派特森也披露共产党徒如何专门受训，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在冲突中煽风点火，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不惜故意制造冲突。[20]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可能自称“团结一致”、“安提法”、“终结父权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绝法西斯主义”（“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激进、暴力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由各类共产主义变种组织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21]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西方社会不断挑动各种冲突斗争。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抹黑、贬低批评我们的人。如果反对者太麻烦，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或者反犹太标签……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经过不断的足够重复，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22]#
（点阅《九评》编辑部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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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15/why-so-many-millennials-are-socialists/.
[2]Steven Erlanger, “What’s a Socialist?”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7/01/sunday-review/whats-a-socialist.html.
[3][德]维尔纳.桑巴特著，王明璐译：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Harold Meyerson,“Why Are There Suddenly Millions of Socialists in America? ” The Guardian,February 1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feb/29/why-are-there-suddenly-millions-of-socialists-in-america.
[5]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15/why-so-many-millennials-are-socialists/.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张琦译 ：《自由选择》（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7]Matthew Vadum, “Soros Election-Rigging Scheme Collaps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roject’s death is a victory for conservatives,” FrontPage Magazine, July 30, 2012, https://www.frontpagemag.com/fpm/139026/soros-election-rigging-scheme-collapses-matthew-vadum.
[8]Ariane de Vogue and Tal Kopan, “Deadlocked Supreme Court deals big blow to Obama immigration plan,” CNN, June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6/23/politics/immigration-supreme-court/index.html/.
[9]Spencer S. Hsu, “Measure to let noncitizens vote actually faile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md-politics/measure-to-let-noncitizens-vote-actually-failed-college-park-md-announces-with-considerable-embarrassment/2017/09/16/2f973582-9ae9-11e7-b569-3360011663b4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cc8078ea7a5c.
[10]罗秉祥：〈西方人本主义伦理与基督教思想〉，《辅仁宗教研究》，第十五期（2007 年夏），页75-126。
[11]Brad Stetson, Joseph G. Conti,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the Culture Wars(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16.
[12]“ ‘Gender’ means sex, and includes a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related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whether or not stereo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s assigned sex at birth.” California Penal Code 422.56(c).
[1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4]G. Edward Griffin,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5]Bilveer Singh,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Communist Subversion and Militancy i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5).
[16]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7]同上。
[18]William F. Jasper, “Anarchy in Los Angeles: Who Fanned the Flames, and Why?”The New American, June 15, 1992,https://www.thenewamerican.com/usnews/crime/item/15807-anarchy-in-los-angeles-who-fanned-the-flames-and-why.Chuck Diaz, “Stirring Up Trouble: Communist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Riots,”Speak up America,http://www.suanews.com/uncategorized/the-watts-riots-ferguson-and-the-communist-party.html.
[19]V. I. Lenin,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jul/10.htm.
[20]Leonard Patterson，“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t=1668s.
[21]“Refuse Fascism,”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fuse_Fascism.
GM, may nostr be with you
https://draugr.de/upload/e1dd2f3a7a7072a206f9a6586ac523617d6db193/kykP4P2YT9wqAY2rbmOqtS5PgZgodl0d7TFnAiaD/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_11__家庭篇_下_.htm
#九评共产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2018年05月30日 23:43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大纪元 作者:《九评》编辑部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下）
目录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1）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鼓吹同性恋【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变异家庭定义
3）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4）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5）鼓吹变异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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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上或能力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比如有的主张“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有的将男人视作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说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这样的主张并不鲜见：“结束婚姻体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11]；“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妇女的）选项”[12]；“不消灭婚姻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13]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变异人的观念，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美国学者修丽特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摧毁家庭。[14]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高达27%（是男性的3倍）。[15]这也不奇怪，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小编推荐: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篇（十）：同性恋与吸毒】）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在1965年的美国5%的孩子由未婚妈妈生育。[27]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而2010年代未婚妈妈占生育率的40%。[28]从1965年到2012年，美国单亲家庭猛增1000万，从330万窜升至1千3百万。[29]虽然有些爸爸留下来同居或甚至结婚，但这些单身妈妈所生的子女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父亲给孩子带来与母亲互补而不同的角色。父亲给了男孩一个示范，让男孩懂得怎样成为男子汉，让女孩感受到女性应得到的尊重。
父亲不在身边对于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角色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学、辍学（比率高达71%）、过早性生活、淫乱、少女怀孕、参与帮派、犯罪入狱（85%的入狱少年家庭中没有父亲）、吸毒、流浪（90%离家流浪的孩子没有父亲）、有性虐待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总结青少年脱贫的三大要诀：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三是在21岁之前不要结婚和生孩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这三条去做的，只有2%的还处于贫困状态，75%的都变成了中产阶级。[31]换句话说，教育、就业、避免过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进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单身妈妈不得不依赖政府福利。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是女权主义所大力推动的福利政策鼓励更多单亲妈妈，甚至“惩罚”她们结婚组织家庭（结婚后获取的福利比两人同居要少，而交税更多），让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着帮助贫困家庭旗号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单亲家庭不断增多，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贫困，会更加依赖福利。[32]这个怪圈正迎合了邪灵想要的另一个目标：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变异文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显示，2000年，在25至34岁的人群中，已婚与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5%和34%。而到了2015年，两者的比例几乎掉了个个儿，变为40%和53%。美国年轻人很快就对婚姻敬而远之了。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轻人为何要结婚？[33]
在变异观念的驱使下，如今随意勾搭（hook-up）成为时髦的生活方式──性行为甚至和感情无关，当然更没有承诺和责任。最可怕的是，变异的文化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在多种性别身份中做选择：脸书网现在提供了近60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供用户选择。如果年轻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如何看待婚姻？邪灵从法律到社会观念重新定义了神设立的婚姻。
同性恋以及各种败坏的性行为在英文中本来是用“sodomy”描述，这个来自于《圣经》中的词原本是指因神愤怒而被毁灭的性乱城市所多玛。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警戒，那就是人类背离神的教诲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同性恋权利运动极力废除使用这个词语，改用原本表示快乐的词“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奸”原为对堕落性行为表鄙视的用词，但如今变成无关痛痒的“婚外性行为”、“同居”，霍桑的《红字》中红杏出墙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着头领取福利；“贞操”本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为“束缚自由”的可笑观念。
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暴政之下，同性恋、性道德的是非对错是不能触及的话题，人们唯一的选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如此，这逐渐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和传统道德脱离，致使人们对堕落行为毫无察觉。让人把变异和败坏当成正常，使放纵欲望的人完全没有道德压力，是魔鬼毁人的隐性手法。
如今50岁以下的西方人，几乎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社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那时候每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成长是那么自然，那时候Gay这个词表示快乐，那时候洁白的婚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那时候电视广播和大众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镜头和语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彻底颠覆了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毛时代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已经辗转进入西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时髦口号：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极权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实质都是结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攻击性武器是“性别歧视”；在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义”（来自“男性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东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要求通过配额补偿、经济补偿、降低标准等等措施达到结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能干，不能降低标准，甚至女人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被吹捧为“女英雄”、“三八红旗手”。上世纪60、70年代的宣传画中，女性多为浑圆健壮有力的形象，毛泽东鼓吹“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开矿采石、伐木炼钢、冲锋陷阵，无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姑娘也能学会杀猪》，宣扬一位18岁的屠宰场女徒工，通过学习毛思想而大胆杀猪，因此名噪一时：“不敢杀猪，哪敢杀敌人……”
尽管中国的女人“能顶半边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权主义诟病之处：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女性成员。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权利要求最终会发展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诉求，尤其是选举权的诉求，从而威胁其极权统治。出于类似的担心，中共政府也不公开鼓吹同性恋权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恋确实是魔鬼毁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同时利用管控媒体和大众文化等方式，默认怂恿同性恋人群发展扩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一词在媒体中悄悄被替换为共产社会中更正面的词语：“同志”；2009年，中共默认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性恋“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
魔鬼虽然在东西方采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毁传统家庭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强制女性丢掉温婉柔顺的特点，使家庭失去传统刚柔相济的和谐，废除传统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坏传统价值最有效的方式是从破坏人伦开始。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党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往往还主动和家人“断绝关系”。甚至连不堪迫害、甘冒“自绝于人民”罪名而自杀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比如文革中邓拓自杀时，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
中共当代发动的最大政治迫害──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胁迫家人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为了让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中共的一个手段是对其家庭成员采取行政、经济处罚或政治恫吓，胁迫或诱骗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哭劝、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转嫁为亲情矛盾：“都是因为你不妥协造成家人被牵连”；甚至直接要求他们“劝说”亲人：“你不放弃信仰，我只能离婚或者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避免被中共处罚）”，如此等等，在这场迫害中直接、间接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在西方女权主义成功赢得堕胎合法化不久，共产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强制堕胎“义务”。这一方面是强迫直接杀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会问题。
中共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孩子和炼钢、产粮一样都属于物质生产，那么计划经济自然也可以扩展到计划生育。毛泽东认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34]
中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高额罚款、抄家、扒房、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计生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即将临产的妇女被强迫堕胎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卫生年鉴》的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至少有2.7亿人次，即2.7亿胎儿被中共杀死。
“一胎化”政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这将引发如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各类严重的潜在问题。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振振有辞地鼓吹摧毁家庭的逻辑，是建立在片面放大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通奸、卖淫、私生子等等丑恶行为（尽管这也是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行为）的基础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道德滑坡逐渐出现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神的教诲，践踏了婚姻的神圣性。共产主义者因此导出女人应该违背婚姻的神圣誓约，追求自己的所谓“个人幸福”，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远，如饮鸩止渴。共产主义邪灵给出的“药方”不过是把人类道德普遍拉下地狱，使本来是人人谴责、见不得人的行为变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达到人人“平等”，一同坠向覆灭的深渊。
共产邪灵引诱人类相信罪恶不在人的堕落，而在社会；让人从反叛传统中寻找出路，离神更远。邪灵鼓吹的女权、同性恋、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丽辞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尊严被贬损，男性的责任被丢弃，家庭的神圣被践踏，两性的道德被变异，孩子的未来被摧毁，最后狞笑的却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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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Benbow, C.P., & Stanley, J.C.,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man-to-become-ny-firefighter-despite-failing-cru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feed/these-female-firefighters-don-t-want-a-g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4/the-d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the-mother-of-the-homosexual-movement-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ollection/2015/6/11/who-were-the-apa-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ormer-president-of-apa-says-organization-controlled-by-g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a6e738b-305b-4553-b03b-3c71382f102c/love-marriage-and-the-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ree-simple-rules-poor-teens-should-follow-to-join-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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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you were not refering to national identity with your quote "we are doomed"?
The US is one of the hosting countries. True. And 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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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eur médicale : une jeune fille entrée au bloc pour une intervention à la cheville, a finalement été opérée des dents de sagesse, la clinique réa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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